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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增强国家认同,一国两制的新时代

2019-10-04 03:57 来源:未知

进入专题: 香港政治   一国两制   香港问题  

中新社香港7月14日电 第三届“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研讨会14日在香港举行。与会者探讨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基本法落实情况,并展望“一国两制”实践未来发展的新动力、新方向。来自内地与香港的政商高层、专家学者及各界嘉宾近400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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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一国两制   香港问题  

陈端洪 (进入专栏)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饶戈平,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法律部部长、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王振民等出席研讨会。

韩大元 (进入专栏)  

阎小骏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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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回归后,香港的宪制秩序是以国家宪法为基础和核心构建起来的。把香港基本法孤立于国家宪法,是对“一国两制”的误解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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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一国两制”对原有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总结当代实践经验,提炼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具有建设意义的理论。本文试图为宏观理解香港政治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对峙是香港政治精神构造的根本特征,是理解香港政治的关键。本文所说的对峙不仅仅指对峙的现象,还包括对峙的结构;既指向恶性对峙的现象,也涵盖合法的和正常的对峙现象。“一国两制”是大智慧,两制对峙给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内含若干二律背反,造成香港管治很多难题。香港内部政治的活力源于对峙的精神结构,然而,香港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和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危机也恰恰依托于对峙的精神结构。在对峙结构中,我们不必奢求那种融为一体、亲密无间的和谐,在维持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前提下但求异质之合作。港人要珍惜“一国两制”之大福,不要滥用对峙结构、滥用“说不”的自由和权力。

他强调,香港可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但不能有独立的宪制秩序。香港的宪制秩序必须以国家宪法为根基,以香港基本法为补充,两者共同成为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和主体框架。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也是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香港基本法实施20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不仅保障了香港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同时也为世界法治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中国经验。其中,基于宪法的国家认同是基本法制定和成功实践的核心价值,也是凝聚社会共识,使香港社会引以为豪的法治持续发展的保障。在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国家认同对基本法实施的重要意义,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未来基本法实践中进一步增强国家认同。

  

   【关键词】对峙;“一国两制”;太极图;二律背反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指出,国家宪法定位高于香港基本法。香港人需要确立国家观和大局观,将基本法放在国家体制里面看待。同时推广基本法和推广宪法的工作也应该结合起来进行。

   《联合声明》的签订和基本法的起草体现了高度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每个公民最低限度的政治伦理,具体体现在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之中。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国家主权、国家意识以及国家观念是基本的共识与哲学。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24日邓小平就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授权设立特别行政区,并确认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1984年12月19日,中英政府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在复杂的中英谈判中,宪法思维是贯穿始终的。通过宪法,将国家主权、国家意识融入即将创建的特区宪制秩序之中,维护了国家核心利益与民族尊严。

   早前中共十九大在北京举行,宣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始新征程。习近平的报告也完整交代了未来治国方略和理论思想,规划了未来30 年发展蓝图。其中提出「两个100 年」奋斗目标,与一国两制「50 年不变」的运行时间表及2022年、2047 年两个标志性时间节点高度契合。由此香港各界高度关注,这是势所必然。

  

饶戈平表示,香港回归后纳入国家宪制体制,在实施“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不但要讲基本法,也必须讲宪法,要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中央提出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是要重申中央的宪制权力。准确地讲,在香港,“中央管治”和“中央授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是有机结合的。

   基本法的合宪性宣告进一步将国家认同法律化。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由于不同体制、不同法律传统、不同生活经历等因素,部分港人对国家、对宪法是比较陌生的,对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本着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原则,对有争议的一些意见,以国家元素加以整合与平衡,使维护国家主权成为最大公约数。针对宪法31条的地位与含义、以及宪法与基本法关系上的不同认识,为了回应部分港人的顾虑,全国人大在通过基本法时,同时以一份专门决定,正式宣告“香港基本法是符合宪法的”,这就明确了香港基本法的合宪性,使基本法拥有了更强的宪法正当性,也巩固了香港特区在国家宪法体制中的地位。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次研讨会由香港《紫荆》杂志社与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联合举办。

   基于宪法的国家认同,确保了“一个国家”与“两种制度”的宪法基础。我们应当承认,内地与香港在制度上、生活方式上有差异,要成功维护“一个国家”,并且在国家根本利益上保持一致,必须坚持共同的国家认同。宪法确认“一国两制”方针,以宪法形式包容不同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存,使宪法成为国家认同的立足点。香港居民和内地居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基于公民在宪法上的忠诚义务,我们必须首先认同“一个国家”,树立国家意识。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国家认同有了新的拓展,内涵了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国家概念。在今天,追求法治、人权与自由价值的国家宪法为两地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又创造了新的空间,国家的发展也为两地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国家认同已经变得越来越实在了。

   一国两制的新进展

  

研讨会后还举行了颁奖礼,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陈冬颁发《紫荆论坛》杂志优秀作者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等为优秀论文作者颁奖。

   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准确把握,必须依托于正确的国家观念。在宪法上,国家是整体的,是统一的,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要维护国家的整体性,必须维护国家的宪法体制。香港与内地之间确有差异,但不应刻意放大、操弄差异,两地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是一致的。“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即国家主权与国家认同,“一国”受损,“两制”自然失去前提。我们要认识国家,亲近国家,维护国家尊严。只要回到公民的基本伦理,回到国家宪法体制,回到基本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凝聚共识,通过法治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

  

   多年来在港澳工作圈流传着一位资深工作者离任时留下的一句肺腑之言,叫“香港是本难读的书”。这个隐喻式的感言,表达了一个实践命题,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香港事务不容易理解、形势不好判断;二是香港的事情不好应对,常常让人左支右绌、莫奈其何。两层意思是相连的,正确的理解是提出有效对策的前提,对策的效果反过来验证理解是否正确。

   20年来基本法实施的实践告诉我们,实施好基本法必须维护宪法权威。在基本法实践中,中央在必要的时候、在合适的时机,完全可以运用法治的方式,展现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基本法行使解释权,弥合社会隔阂,使国家认同得到了维护。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基本法》104条的解释,明确了104条有关规定的含义,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宪法意志,使“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为公职人员必须履行的一种宪制义务,是对公然宣扬“港独”的言行的明确的、积极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法律回应,捍卫了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

   在十八大以来5 年中,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竹苞松茂,取得前所未有新进展,所形成大量宝贵经验和思想成果在十九大得到充分肯定和系统升华,成为十九大一国两制新思想新方略的重要实践来源。

   理解香港政治,分为具体理解和抽象理解。具体理解是对特定政治行为、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其任务是通过调查事实,厘清来龙去脉,找出因果链条;抽象理解是以香港的政治存在形态与现象为对象进行整体性反思,其根本任务是通过概念化进行理论建构。两种理解都是必要的,也是相互补益的。没有经验性的具体理解的基础,对“一国两制”的理论阐释就容易言之无物,流于空泛的教条式宣讲;没有抽象的概念建构,对香港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往往落入每个小环节单独看起来都错不到哪里去、可整体上却是一团乱麻的窘境。

   总之,基于宪法的国家认同是基本法实践成功的基础,也是基本法实施20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能否在国家认同上寻求高度共识,将直接影响未来基本法的实施效果。因此,我们必须从宪法高度认识基本法,深刻认识并坚持“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宪制基础”的原则,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加强宪法教育,特别是在特区学校教育中积极开展宪法教育、基本法教育与公民教育,塑造国家意识,使宪法成为香港社会繁荣、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本文试图为宏观理解香港政治提供一个分析框架。用一个最简单的概念来表达我对香港政治的理解,那就是“对峙”。我认为,对峙是香港政治精神构造的根本特征,是理解香港政治的关键。本文所说的对峙不仅仅指对峙的现象,还包括对峙的结构;既指向恶性对峙的现象,也涵盖合法的和正常的对峙现象。

   注释:

   回首来时路「也无风雨也无晴」。2012 年以来5 年香港管治工作所面临的是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表现出与以往十分不同的特征。

   之所以说对峙是香港政治精神构造的根本特征,概括起来,理由有二。

   本文为韩大元教授在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第一,“一国两制”超越了现代国家的同质性原则。一个国家要成其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必须建立在最起码的同质性基础之上,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的民族同类性,另一个是政治原则的同类性。[1]“一国两制”就是让两种异质性制度对比共存于一个主权国家之内,一个作为国家制度,一个作为地区性制度。两制对峙内含若干二律背反,本文所说的二律背反是社会主义政治的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政治的运行规律之间相互排斥,国家主权和地方高度自治之间相互排斥的紧张现象。二律背反造成一种类似法律中的疑难案件的局面——要么没有正确答案,要么存在多个正确答案,难以选定。

   作者简介: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从国际层面讲,21 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一洗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形象,国家正逐步走向国际舞台和全球治理中心位置。但将强未强树大招风,国际上对华战略围堵、冲撞、挤压和干扰空前尖锐激烈。这些情况在香港这个东西方交会的战略前沿地带表现尤为突出。

   第二,香港政治体制是三权对峙基础上的行政主导制,主导的政治文化是自由主义。三权对峙是资本主义宪政的一般结构,基本法没有照搬,但在类型学上,香港政治体制应该纳入资本主义宪政范畴。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和政权对峙、市民社会和政权对峙,这类对峙可以纳入广义的宪制型对峙,对于香港而言,我称之为社会自发型对峙。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无论是央港关系、香港政权机关运作,还是在社会层面,对峙维持在一个合适的限度内是有益的,超出一定限度就转为恶性的,是滥用权力或自由,甚至违法了。恶性对峙,是香港政治之病。这病,是日加严重了。有人开始怀疑对峙结构,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前途持悲观之论。故此,有必要重申对峙的本质与意义。

  

   从国内层面讲,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达到新高度和阶段,但同时也进入改革「深水区」,极具复杂性,各种重大风险、阻力、矛盾和挑战对中共执政能力亦提出新考验。香港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和自由都市,更是在这一改革关键期被内外反对势力视为挑战乃至颠覆中国主体政治秩序的前进基地。

   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用三个图示描述香港政治概貌,分别为香港政治的元点、香港政治的内外结构和香港社会权力的重心,为后续阐释提供一个知识基础。第二部分对香港内部政治进行了类型化分析,指出香港政治的特点是立宪政治与常态政治并存,虽然香港政治舞台乱象和怪事层出不迭,但尚未陷入非常政治,意在提醒人们不要把敌我思维扩大化。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首先解释对峙的概念,描绘对峙的一般类型,然后详细地分析香港政治的对峙样态。第四部分论述如何看待政治对峙,回答一个根本的疑问:2047年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实行“一国两制”?或者说紫荆花的旗子能打多久?

  

  

   本文认为,“一国两制”是大智慧,两制对峙给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只要世界范围内两制对峙还是常态,只要台湾问题尚未解决,对香港的管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大方向不动摇。香港内部政治的活力源于对峙的精神结构,然而,香港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和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危机也恰恰依托于对峙的精神结构。在对峙结构中,对抗是常态,我们不必奢求那种融为一体、亲密无间的“和谐”(harmony),在维持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前提下但求异质之合作(co-operation)。港人要珍惜“一国两制”之大福,不要滥用对峙结构、滥用“说不”的自由和权力。对待香港的本土主义要一分为二,目前甚嚣尘上的“港独”势力挑战国家主权和基本法的权威,应该,也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内用法律手段和政治手段处置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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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央高官一再讲过去5 年是不平凡的5 年航程,有时甚至风高浪急,核心意思是指过去5 年在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的同时,也要纠正过去一些实践上走样变形的现象,排除来自境内外对中央、香港的政治干扰,使一国两制可重回正轨, 捣实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在香港的宪制地位。

   “一国两制”是个新式学堂,对我们原有的法学知识体系和主权逻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总结当代实践经验,借鉴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提炼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具有建设意义的国家学和国家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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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面管治权为核心的新宪制秩序庆祝香港回归2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

一、香港政治的概貌

  

   我用三个简单的图示对香港政治提供一个概貌式描述。

   十九大报告则再次指出要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就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关于香港管治工作的最新思想和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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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香港政治的元点(香港回归)

   由宪法和基本法所构成的、以中央全面管治权为核心的香港新宪制秩序,是十九大所开创的一国两制新时代基石,其内容深刻丰富,有待进一步总结,但笔者认为其重要要点必然包括:

   理解香港政治,首先要找到它的元点。元点,不是原来的起点,而是“缔造时刻”(the founding moment),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缔造时刻,用日常政治语言来说就是香港回归。元点的意义是不能通过历史考证来发现的,而要借助理论想象来诠释。

  

   (一)地回与人回

   第一,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中央对香港具全面管治权。由宪法和基本法构成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实行的特殊管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予香港特区行使的权力。对于授予特区行使的自治权,中央具监督权。

   香港回归,也叫收回香港,包括地回与人回。

  

   何谓地回?地是不动的,国际政治划界变了,驻军换了,也就算回归中国(被中国收回)了。土地如何管理呢?香港基本法采取两权分离的模式,领土主权属于国家,管理权下放给香港,在深圳和香港之间设置边防,内地人赴港持通行证,视为出境,香港人回内地持回乡证,俨然一种特惠。香港地回,回归何处?领土内、边境外,“这么近、那么远”![2]

   第二,香港特区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辖下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其自治权力来源于中央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不能脱离中央制定的法律框架和监督指导,不能违背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和国家发展基本方略,不能威胁国家完整统一及中国主体政治秩序,不能损害中央政令在香港的畅通和贯彻落实,不能危害国家和政权安全。中央对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过程中的上述情况依法监督、适时纠正,保证其始终沿正确方向前进。

   收回领土的过程固然持久艰难,而统治人民则是未来永久的事业。如果没有人的因素,光是收回领土,也就未必需要设立特别行政区、制定基本法了。何谓人回?港人何以为家?地还是那块地,房子还是各住各的房子。回归不是搬家,更不是人口大迁徙,而是改变政治归属,即“回归祖国怀抱”。“回归祖国怀抱”的第一层意思,也是最弱的意思是,人随地归。凡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国领土(含香港)者,以及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的具有中国国籍的条件者,都是中国公民。第二层意思是,港人归属于国家创设的某种宪制之下和国家创设或赋权认可的法律秩序之下。第三层意思是人们常说的人心回归,包括民族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祖国是地理的,也是肉身的,是制度的,也是文化的。

  

   香港回归与收回香港两个说法主语不同,收回香港是国家的主权行为,正式的说法叫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是指香港(人)的主动行为,带有诗意和浪漫色彩。香港在地理上与内地相连,其人口绝大多数在人种上是中国人,这决定了香港缺乏独立的地缘条件和民族基础。1972年联合国将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香港不具有独立自决的资格。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回归和收回香港可以通用。我们的政治叙事英明地把这两个说法交换使用,却掩盖了两个说法之间的裂隙,“一国两制”的背反式宪制安排的根源即在“地回人难回、人归心不归”。

   第三,国家完整统一、国家宪法的最高效力、主权与治权不可分割、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安全、香港特区政府的地方政府地位等基本原则是构成新宪制秩序的重要支柱。在香港新宪制秩序下国家宪法在香港具最高法律效力,国家治理结构在香港具完整性。特区政府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由中央人民政府直辖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和监督下对香港实施特殊管理制度。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不存在任何分权关系。

   (二)一个立宪时刻

  

   香港回归,无论采取何种宪制安排,都是一个立宪时刻。制宪权的主体是中国人民,她以何种形式行使制宪权呢?《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授权全国人大决定设立特别行政区并规定其制度,似乎把对特区的制宪权转化成了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在我看来,这样处理不过是因为预见到一个新的制宪时刻,预见到制宪权要重新行使而事先设定一个授权规范而已,并不改变制定基本法的权力性质。全国人大的这个权力不是一般立法权,基本法也不是一般法律。以制宪权为逻辑起点,我们才能说全国人大可以制定和宪法内容完全不同的地方基本法,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基本法在内容上和宪法不一致却还“符合宪法”,从而有效。[3]这里所谓的“符合宪法”并非指基本法与宪法内容相符或二者基本的政治原则一致,而是指基本法与宪法都出于同一个制宪权。

   「爱国者治港」不是空洞口号

   必须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面对九七回归,港人普遍不同意在香港实行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用什么样的制度方式安置港人呢?制度的选择权从法律上说属于中国,实际决策时不能不尊重港人的意愿,不能不考虑英国政府的意见。事实上,基本制度是由中英两国以联合声明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最终由香港基本法以国内法的形式固化。香港基本法是中国宪法大厦的“别院”,是港人的制度之家。香港基本法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二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回归,栖息在宪法的边缘处。

   第四,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建设一支值得中央高度信赖的香港管治力量。「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不是空洞政治口号,而应成为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和法律要求。「爱国者」的标准首先就是要热爱中华民族、拥护香港回归祖国;在香港新宪制秩序下是否自觉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是否自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否自觉听从中央政令和接受中央监督,应成为选拔治港人才具体衡量标准。

   (三)港人法律身份安排

  

   回归是对港人身份的重新安置,香港人口法律身份的复杂性是香港政治独特性及其困境的重要根源。由于两地经济水平相差悬殊,加之港人不认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在宪法地位上有必要区分香港人口与内地人口,给港人作出独特的身份制度安排。

   第五,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分裂主义言论和行动。正如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郑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用什么语词来称谓香港人口?香港基本法选择了“居民”一词,在居民中进一步区分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香港居民绝大多数在人种意义上是中国人,少数是外国人,但绝对数也可观;不少居民拥有外国国籍;还有些永久性居民拥有外国居留权。“回归”一词,对居留在香港的外国公民是无意义的;对于那些拥有双重国籍的中国人和那些保留外国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回归是三心二意的,一旦不如意就可能远走高飞,如何指望他们政治忠诚?

  

政治上如何合理安置各种不同法律身份的居民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建设和巩固好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香港新宪制秩序,是在十九大开创的新时代践行一国两制的基础工作,需要蹄疾步稳予以全面落实。十九大提出的一国两制新方略反映了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认识逐步深化,也有助社会切实认识到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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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需要在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上下工夫: 已完备的制度要依法使用,尚缺失的制度要逐步建立,不完善或不完备的制度要逐步完善,不适当的制度要逐步纠正。唯有如此,一国两制这艘巨轮才能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崭新征途上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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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data/102053.html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原载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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