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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背景下报业跨界发展新模式,中国语境下的

2020-03-24 00:30 来源:未知

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既是一场传媒产业的深度变革,也是一次引人注目的社会变迁,因此,有必要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并结合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全球化扩张的双重语境,来思考媒介融合将如何面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重壁垒。中国语境决定了中国媒介融合的渐进式进程。虽然制度的瓶颈仍然是其难以跨越的障碍,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媒介融合既提升了受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促进了产业层面的互动与整合,并且它还为我国文化形态、社会制度和结构层面的历史性变革奠定了基础。

从媒介融合视角分析数字技术推动下数字出版发展的产业扩散和产业集聚的两种趋势,分析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转型和文化变迁;分析数字出版和新媒体环境下形成的文化逻辑,并进而分析数字出版产业带来的文化和规制的矛盾性;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核心原动力,指出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达到均衡——“制衡”是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发展的支点,垄断与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主要内容。

在观念和技术层面不断更新的媒介环境下,媒介融合不仅使媒介的形态融合成为可能,更对传媒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和变革。媒介融合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媒介内容的融合以及媒介之间的融合,更包括多元化背景下的传媒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近年来中国的传媒集团都在扩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和领域,使得在广告经营下滑的大环境下谋求新的经济效益点。媒介融合领域内的产业融合成为多数报业寻求发展的突破口。

进入专题: 网络媒体   话语实践   公共领域   民主政治   重新封建化  

媒介融合;中国语境;社会变迁;渐进式进程

数字出版;媒介融合;文化逻辑;产业规制;产业;文化;媒介

媒介融合;传媒产业;多元化背景;媒介形态;媒介环境;发展新模式;经营范围;报业集团;《成都商报》;盐阜报

吴靖  

Media Convergence against Chinese Context

从媒介融合视角分析数字技术推动下数字出版发展的产业扩散和产业集聚的两种趋势,分析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转型和文化变迁;分析数字出版和新媒体环境下形成的文化逻辑,并进而分析数字出版产业带来的文化和规制的矛盾性;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核心原动力,指出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达到均衡——“制衡”是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发展的支点,垄断与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主要内容。

在观念和技术层面不断更新的媒介环境下,媒介融合不仅使媒介的形态融合成为可能,更对传媒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和变革。媒介融合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媒介内容的融合以及媒介之间的融合,更包括多元化背景下的传媒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近年来中国的传媒集团都在扩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和领域,使得在广告经营下滑的大环境下谋求新的经济效益点。媒介融合领域内的产业融合成为多数报业寻求发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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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骐,男,安徽芜湖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On the 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two trends of industri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ing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alyzed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cultural change with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logic be yard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u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e and regulation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s core driving force. Given this point: monopoly force and competition force to be balance, that means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on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regulation is the coexistence of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媒介融合; 传媒产业; 多元化背景; 媒介形态; 媒介环境; 发展新模式; 经营范围; 报业集团; 《成都商报》; 盐阜报;

  

肖芃,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广播影视艺术学院教授。湖南大学 广影视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数字出版 媒介融合 文化逻辑 产业规制 digital publishing/media convergence/cultural logic/industry regulation

许可

  摘要 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网络技术的产生一度让人们相信,在后现代和犬儒主义时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谈文化,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重新复兴。但对于实际存在的网络话语的经验研究再一次表明,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调低期待度。互联网是当代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会绝不应该放心地把它彻底交给资本和市场。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在这些公共平台中交往理性实现的路径与方式。

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既是一场传媒产业的深度变革,也是一次引人注目的社会变迁,因此,有必要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并结合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全球化扩张的双重语境,来思考媒介融合将如何面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重壁垒。中国语境决定了中国媒介融合的渐进式进程。虽然制度的瓶颈仍然是其难以跨越的障碍,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媒介融合既提升了受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促进了产业层面的互动与整合,并且它还为我国文化形态、社会制度和结构层面的历史性变革奠定了基础。

The Cultural Logic and Industry Regulation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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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网络媒体 话语实践 公共领域 民主政治 重新封建化

Media convergence in Chinese context is both a deep reform of media industry and a significant social change.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sider how media convergence deals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rri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 in light 'of the double contexts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context determines that media convergence can only be gradual. Though the system itself is difficult to overcome, media convergence has played positive roles so far. For instance, it has helped increase audience motivation and agency, enhanced industrial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d set the foundation for historical reforms in Chinese cultural forms, social system, and structure.

施勇勤,传媒管理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上海 200093

  

媒介融合 中国语境 社会变迁 渐进式进程 media convergence/Chinese context/social change/gradual processEEUU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02-0018-04

  要讨论传媒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公共领域是一个核心议题。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以各种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正是公民以话语的形式参与民主进程的场域。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界定和历史研究为我们在社会变迁和新媒体发展的语境下批判性思考民主制度的现状提供了理论框架。本文致力于辨析网络媒体所孕育的话语实践是否有助于社会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在两个方面为本文的评估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判断依据。首先,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进行了规范性的界定。也就是说,并非具有特定的媒介技术或者存在某种公共话语形式,就可以认定一个社会具有公共领域。能够为民主化服务的公共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特定的条件,对这些条件的考察、评析和判断就构成了我们评价一个社会中现实存在的话语环境是否能被称为健康的公共领域的依据。另外,哈贝马斯在对于西欧公共领域演变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当下大众社会中的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因此,要判断以网络媒体为载体和工具的新的话语实践是否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我们也要从两个层面来进入这一讨论。第一层当然是将网络媒体话语的各种元素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定义作比较,看其在哪些方面符合或者不符合理想公共领域的各种条件,并讨论其背后的原因是出于媒介技术的特性、社会制度的塑造等结构性因素,还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能动性的因素。第二个层面是将网络媒体与传统的大众传媒相比较,看新媒介技术的加入构成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秩序怎样的关系,塑造了怎样的传播与沟通环境,是强化了还是扭转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趋势。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文章得出了在实然层面当下中国的网络媒介延续甚至强化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但是秉承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传统,作者也将在文末指出新媒体技术在应然层面对于建设理想公共领域、推进民主政治所能够做出的贡献,以及要实现新媒体的解放性潜能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与努力的方向。

中图分类号:G21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03-0134-04

我国的传统出版正处在急剧变革当中,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技术、内容、服务、资本的融合,形成一系列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合作、联营、并购、重组的传媒形态,出现了全新的融合媒体组织;媒体机构的兼并重组、体制机制的改革、传媒与其他行业的渗透兼容,打破了以往出版产业的格局和产业模式,促使传统出版实现数字化升级和产业化转型的变迁。随着主流媒体的国际化拓展和媒体集团化趋势,各传媒集团将主导我国传媒产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并力争在国际上争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话语权。

  

21世纪伊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引发的争论方兴未艾之际,一股媒介融合的潮流已汹涌而至。而在我国,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传统的传媒产业格局开始瓦解,媒介融合的大潮势不可挡。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典型表征,媒介融合显然摆脱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的渗透和影响。进而言之,我国的媒介融合现象既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同时也遭遇了重重壁垒以及各种压力。那么,这场由新老媒体的冲撞和协商所引发的变革能否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及挑战?其最终能否牵动中国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与结构层面的深度变革?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然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正快速朝着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发展。

  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界定以及“重新封建化”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视野下的媒介融合

一方面,出现产业扩散和媒体延展的趋势。数字技术的渗透和新媒体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扩展了现有的分销渠道和市场空间,使得消费者能够在体验新技术的同时使用功能强大的新的内容产品,可以对内容进行诸如存档、注释、循环利用之类的操作,享受良好而快捷的消费服务;出现了纸媒、电子书、手机读物、听书等各类数字内容产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传统出版社、内容集成商、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等多元化的内容生产和提供方式;出现了手机移动阅读、手机音乐、当当书城、电子书网站、游戏动漫等平台化的营销和服务;移动运营商、大型网站、硬件生产商、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也纷纷介入出版领域。这表明我国的出版业务主体正向传统出版以外行业拓展,呈现产业扩散的趋势;可以说全民参与出版、多行业参与出版的数字出版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滞,而现代化变迁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跨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到其引发的文化形态、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的变化,现代化的进程可谓一波三折,任重道远。而自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开始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实现社会转型的加速,并开始日益嵌入到世界现代化体系之中。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语境下,当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媒介融合现象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标志性景观。

另一方面,呈现产业集聚和媒体融合的态势。在资本与制度的推动下,出版行业与其他行业在技术、机构、资本、市场等方面产生融合,出现了融合媒体或机构;出版产业的边界正在拓展,逐渐向其他行业渗透与融合。具体表现在介质融合、渠道融合、内容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资本融合和机构融合等现象,并重新组建新的出版集团和媒体组织,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多元化竞争的优势。可以说媒介融合已经在数字出版行业得到印证。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一个较为详细的定义如下:

毋庸置疑,社会变迁的根本前提在于技术的进步。回首人类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推动具体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往往起着主导作用,而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更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将人们的社会生活改头换面。显然,作为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部分,媒介融合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要素。进入21世纪,在互联网的传播特质不断得以彰显后,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场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革命。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数字技术能够“借助专门的设备将各种信息片断,包括视频、文字以及声音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所能够识别的二进制数字,通过在网上处理、传送和压缩,打破了以往不同传媒之间的技术阻碍而被整合成为单一媒介”[1]。与此同时,“当宽带业务日渐普及,人们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也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宽带用户可以迅速下载各类感兴趣的内容,例如音乐、影视节目以及许多其他几乎能堵塞传统的通过拨号入网线路的大量多媒体信息。而随着融合程度的发展,宽带将趋向于提供更丰富多样的内容。”[2]正因为此,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开启了我国现代化之门,而数字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诞生,以及数字化数据生产、传递、存储、使用技术的日益成熟又为我国媒介融合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要素作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往往会带来比西方国家更为强大也更为快速的后发优势。于是,在技术条件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网络、媒体、通信三者开始从昔日的割裂、分离状态,逐渐走向互动、整合、甚至是融合[3]。

似乎很少有媒介批评家能同时把握这个媒体扩散和媒体融合的矛盾天平的两端。有人担忧传统主流媒体会在新媒体的生长中被淘汰出局;有人庆幸传媒行业的淘金时代已经来临;还有人担忧内容碎片化将会导致共同价值和大众文化的丧失。有人看到了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和自由,对媒体的失控表示恐惧;另一些人又说媒介被控制过度。一些人看到了一个没有把关人的世界,另外一些人又看到了把关人具有前所未有的权利。这种种现象和问题,都集中于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国际大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产业之中。笔者以媒介融合和制度经济学视角,尝试分析数字出版的文化逻辑和产业规制之关系,求教方家。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Habermas, 2001: pp.102)

媒介融合是社会变迁中的一种趋势,是技术逻辑下的一种必然,但就其本质而言,媒介融合也同样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因为媒介融合虽然是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初现雏形,却是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发展完善。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早在1997年就曾指出,面对媒介融合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无论是媒介形态的变化还是新闻业务的变革,这些新闻传播活动方面的转型,归根结底都是传媒产业经营模式的改写。进而言之,商业导向逐渐消解了传统的传媒产业模式,而媒介融合不仅是内容、网络、终端等产业链上的横向、纵向以及交叉融合,还包括媒介产业、电信产业、互联网产业、电子产业等不同产业区隔的消除[4]。由此观之,一方面,媒介融合通过产业层面的深层变革为信息的流动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不仅迅速改变了我国以往的信息匮乏状态,甚至出现了某些学者宣称的“数据迷雾”现象[5]。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步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并且,这股市场化潮流如今正大张旗鼓地朝文化产业的方向蔓延。就此而言,商业导向在加速媒介融合进程的同时,也在逐步侵蚀媒体构建的公共领域。

1 技术推动之媒介融合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分析出公共领域一些最基本的性质。这些性质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这些性质,就不能成为合格的公共领域(Verstraeten, 1996)。第一,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论坛,所有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话题都应该能够在此得到交流和讨论,它也应该是不同群体进行表达和交流不同社会经验的场所;第二,在公共领域中进行讨论的话语方式应该是“理性”的,遵循一定的、对所有人适用的原则和公共礼仪,是观点的精彩和说服力,而不是强制的力量,导致公共舆论的形成;第三,公共领域独立于以利益为目的的市场和以权力为目的的政府,它的运作和话语方式不应该受到它们的干涉,但是公民要在这里不断地、系统性地考察和评估市场与政府的运作,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和批评,行使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保障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因此,“开放”、“理性”和“独立”是公共领域的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哈贝马斯也主要是以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中的公共领域是否合格。

所谓公共领域,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民可以就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个有益于大家的共识,而此共识可以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际的公共政策。哈贝马斯所勾勒的这一理想公共领域是指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的沙龙和咖啡馆,而现代大众传媒则被其视为导致公共领域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6]。但正如前文所述,日新月异的技术为媒介融合铺平了前行的道路,而相对于传统媒体之单向传播、缺乏互动等特点,新媒体的开放性、多元化、交互性使得各种观点与意见得以相互碰撞、修正与整合,从而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同时,这也意味着受众开始拥有自身的话语权,作为“能动”的个体,他们不再被动地受制于媒体单向传送信息的权力,而是能够及时地、自下而上地参与信息传播。显然,这不仅为现代社会民主话语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公共领域的复兴带来了新的曙光。

媒介融合是在技术推动之下不断演变发展,媒介融合改变了传媒行业的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媒介融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转变,本质上是在制度经济框架下的产业转型;融合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

  瑞典学者达尔格伦(Dahlgren, 2005)据此总结了考察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三个维度:结构、代表性和交往。结构是指公共领域的制度环境,比如媒体组织、媒体所有权、管制方式、职业文化、经济来源、运营模式等,这个层面决定了传媒的开放性,其服务的对象,以及传媒与政府、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代表性是指传媒内容的多样性,社会中不同的组织、阶层、性别、年龄、地域、行业等群体的公民是否都能够在媒体中有表达的机会和表达的空间,媒体内容是否足够包容,这影响到其中所产生的舆论是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的结果,还是被某些利益集团和偏狭的视角所垄断的;交往的维度是指公民实际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是双向互动的,还是被动接收的,是理性辩论的,还是情绪宣泄的,是平等独立的,还是被权力所左右的,是目的性的,还是娱乐化的,是具有经验和媒介素养的,还是对媒介技术与表意陷阱一无所知的,等等。三个维度既相互关联,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分别对实际存在的公共领域的质量产生影响。比如,在政府言论管控相对严格或者媒体垄断比较严重的地方,媒体内容的多样性和公民话语活动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具有较强职业伦理的媒体组织和良好公民文化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偏向。因而,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既定的状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传媒职业和公民文化对于塑造公共领域的性质总是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

诚然,媒介融合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描绘了一幅绚烂的图景,然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框架中,这一切还依然遥远。究其原因,我国的媒介融合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的,而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刺激下,其开放性已不是那么纯粹。席勒曾指出,技术不仅受经济的驱动,还受到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宰制。在此基础上,史蒂文森进一步指出:“一方面,经济势力是隐藏在像‘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等技术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另一方面,经济势力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7]此外,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中,我国的体制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媒介融合不但包括技术上的互动以及产业模式的改写,与此同时,它还会使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媒介融合的进程之所以如此艰难,也是因为体制框架约束了活力。因此,媒介融合虽然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但这种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却有漫长的路要走。

随着新媒体便携性的增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介来了解世界,并且多种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同一种媒介工具之中,出现了融合媒体的终端设备。以手机为例,在今天手机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通讯工具,它们能够让我们从互联网上下载数字内容、接收发送图片和音乐、收看电视、玩游戏、定位和搜索地理信息,甚至可以取代身份证和银行卡,多种其他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手机这一个媒体之中,手机可以说是融合媒介的典型代表。如今数字内容产品的激增给人们带来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和市场,人们可以通过DVD播放器、车载收音机、IPod、随身听、MP3播放工具、网络广播电台、音乐有线频道或音乐网站,甚至是SD芯片卡来收听音频节目;可以采用有线电视、IPTV、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社区终端视屏等设备,甚至是手机来收看视频节目;三网融合技术下,可以通过数据线来查阅社区生活信息、电视、广播、电子书刊等多种数字内容,享受便捷的信息服务。凡此种种都是媒介融合趋势下产生的融合媒体,并由此生产了融合媒介的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

  哈贝马斯对于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批判性评价,也是基于对上述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公共领域正常运作的两个基本条件,议会制度和自由媒体,都受到了私人利益和私人力量的入侵。议会和媒体所提供的公共讨论的平台成为各种私人利益及其代理人争吵和博弈的舞台。理性交流蜕变成实力的角逐和修辞策略,普遍的人性回归成追逐私利的个体,真理之争变成利益和权力之争。原本独立的公共领域浸入了市场逻辑和强权逻辑,必然塌陷到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中,倒退回无政府和集权主义的两级状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和维持需要大量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将商品的信息传递到分散的民众那里。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就成为有私人需求的买主获得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力的掮客。原本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领域,由于市场交换的介入,其中一部分必须作为排他性的商品而被售卖出去,成为私有财产。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功能的部分私有化,随着广告成为各类主要商业媒体盈利的主要方式,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尽管新闻媒体以编辑部门与广告和营销部门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希望保证公共领域独特的运作性质,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对媒体内容的影响还是随着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渗透进来。大众传媒本身日益成为一种产业,通过兼并、上市等方式融入到其他产业市场的宏观体系之中。传媒所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只供不牵涉利害冲突的社会交往和内心自省所用,传媒作品的全面商品化使其成为新经济条件下发展迅速、盈利前景光明的产业之一。市场逻辑的主导带来了传媒机构在内容生产、受众观念、管理方式等层面的一系列变化。成本核算和扩大市场的动机使得内容生产被最大限度地流水线化,原创和灵感被分工、类型和可重复的模式所取代;科学主义的受众调查、受众定位以及铺天盖地的市场营销使传统制作者与受众之间自发、淡泊和随意的关系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媒体管理也越来越强调等级制度和绩效考核,早期印刷媒体中的文人气质和同仁精神,也逐渐被雇员意识所取代。随着传媒日益自我定位为市场中的竞争机构,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已经非常淡漠。

虽然构建公共领域的愿景未能立即实现,但是,媒介融合却让我们处在相互联系更为紧密的现实世界中,并且其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曾以社会互动为基础,作了如下阐述:“面对面的互动、中介式互动和中介式准互动三类互动方式交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其产生影响。”[1]由此出发,媒介融合与当今社会正在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模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融合既带来了技术、行业和管理等方面的融合,同时,它也会给社会的其他领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我们依然可以把它们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无所不在、技术无所不能,数字技术看似主导了数字出版的产业发展,但是,真正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是技术,而是制度规制模式下的产业嬗变。主要体现在传媒所有权模式和产业利益链模式;技术融合只是媒介所有权模式和利益链模式的具象方式和表现。当古老的好莱坞还致力于传统的电影制作时,而一些新媒体集团,比如说美国著名的维亚康姆公司在所有权模式和数字技术支撑下,已经开始打造和控制整个娱乐产业的利益链条,它生产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电脑游戏、做网站、做玩具、主题公园、图书、报纸、杂志和漫画等,实施融合媒体的战略。可见数字技术促使了媒体的变革,加速了新的融合媒体组织的诞生。

  在公民文化方面,随着传媒的市场化,对于培育公民性最重要的批评话语,向学院批评的专业主义和传媒批评的商业化的两极趋势发展,使得“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哈贝马斯,1999;p. 200)批判意识转化为消费观念,批评退回到“观赏”,讨论退回到接受,舆论的实质变成了宣传,大众社会的公共领域呈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重新封建化”,也就是说,现代传媒的职能与其说是将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公开在公共舆论面前,不如说它制造了精心设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舆论产品,供民众选择和购买。而这些舆论产品的真正功能是掩盖统治和权力的实际情况,为既得利益服务。

融合媒体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重组和兼容,反过来,媒介融合又影响了媒介市场,影响了我们对媒体的使用和消费。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年轻人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可以同时流连于四五个窗口,浏览网页、听音乐、下载音乐、和朋友聊天、完成文字处理的文件、回复邮件等;流行电视剧迷们也可以模仿对白,概括剧情,对电视剧内容进行讨论,创造原创流行的小说剧本,创作音乐,谱写乐章、制作自己的视频电影——然后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球传播。这种融合现象发生在同一种设备里,存在于具有相同经营权的企业里,存在于消费者的大脑里,存在于“群迷”里,甚至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中,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也越来越普及,这种融合媒体造就了新的传媒文化。

  互联网:资本裹挟下的“公共领域”

  

  虽然互联网能够带来公共领域和民主政治的复兴这类乐观主义话语并非中国的专利,但它确实凸显了互联网在中国语境下被赋予的独特期待与想象。由于中国的传媒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宣传机构和教化工具的基本理念之上,大众传媒的资金、组织、运营、管理、职业教育、传播等硬件软件基础设施的建构都是在精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由上至下来实施的。因此,中国的传统媒体通常被看做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比较微弱。当然,传统的媒体组织方式在对于现代化媒体的基础设施投入,媒体资源在全社会范围的普遍化接入,对于工人、女性、儿童、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媒体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这是现代公共领域得以实现的前提。如果没有几十年的公共投入,建设现代公共领域的设想将是空中楼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集约化的媒体投资与运营模式,导致媒体话语被垄断在官僚和官僚化的媒体精英手中,普通公民对于媒体的参与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可以忽略不计。正是在这样的媒体语境下,互联网给中国的公共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数字与网络技术使得普通民众能够绕过专业机构的审查与组织,直接生产和传播信息、观点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在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的21世纪,尤其是在以BBS论坛、博客、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言论性网络应用的空间中,多元话语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反权威的论述与情绪激荡在获得充分释放的网络言论之中,纷繁杂芜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守门人弱化的网络空间游荡,各种亚文化与边缘群体也得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自我表述和加入多元话语的碰撞、争论与融合。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美好前景:在技术的帮助下,以往沉默的大多数都会成为新时代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理性地与其他人进行辩论,客观地评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并在充分的倾听和参与中达成共识、形成舆论,从而推动社会政策的产生与变革,促进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但是,在匆忙地将设想与现实画上等号之前,我们需要对互联网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即网络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做一些现实的观察。

  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处在市场化大潮中的中国,除了军方和科研机构在网络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以外,互联网的各种民用形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互联网被认为是新经济的发动机,为资本带来全新的市场、生产、流通与消费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与通讯技术就成为最受资本青睐的投资对象。如果我们把眼光从网络话语表达的狭小视野中展开,整个互联网世界的绝大部分是被即时通讯、网络游戏、网络商务、网络金融等商业化应用所占据。主流互联网企业为我们所设计的网络应用主要集中于娱乐、消遣和商务活动的领域。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Schiller, 1999)。即便是在文化表达的领域,随着传媒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网络也成为娱乐产业链条的一个部分,奇观文化展示、大众化文化产品的传播、市场营销等领域,都从传统大众传媒向网络媒体扩张。网络正在日益模仿商业化大众传媒的模式,不是鼓励少数、民间和多元观点与信息的表达,而是遵循“眼球经济”的逻辑,强化专业化、商业化的内容生产(Patekis, 2000)。视频分享网站的发展趋势是网络平台精英化和资本化的典型案例。从最初模仿Youtube的业余者视频上传和分享模式的优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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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365bet开户,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data/65941.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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