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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惨死在于雪地之中,明永乐帝朱棣

2019-11-01 00:21 来源:未知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明智的统治者明白,民众是国家根本,是政权的支柱,是财富的来源。使其饱暖,缓其徭役,保民爱民,即所谓施仁政,是巩固统治所必须的。从朱棣所引述的历代言论看,所谓仁政还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 施仁政则得人心,得人心则得天下。 《圣学心法》引《书》禹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引《大戴礼记》曾子曰:“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 剥削榨取留有余地,则民乐而从之。 《圣学心法》引《礼记》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说的是田猎犹须留有余地,切不可竭泽而渔。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术:“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何为不忍?何为仁政?《荀子》有更具体的解释:“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开创了唐代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对于过分的剥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死。”给百姓留有馀地的唯一目的是整个社会秩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不为盗。” 历代君主自命为天下的主宰,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负有安养百姓的责任。这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点传统。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他们担负着部落的生产、生活的管理责任。由于他们的劳绩,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得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被后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这类人物。后世君主以圣人自命,动辄称“法先王”,实是以最优秀的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者相标榜。 饥民之所饥,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组织管理国家和百姓的生产活动。如果没有有效的生产活动,不仅民之饥、民之寒无法解决,一个国家也难以维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生产、社会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他们不仅有权取财于民,也有义务使百姓衣食饱暖,维持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整个国家得以运转。 朱棣曾说: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馀则用不乏。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拔矣。 朱棣所说的是取财有道,不能过分掊克,以致伤民之心。然而财自何来,只有一途,那便是发展生产。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水利工商置于要务,不如此,则无以立国。 永乐二十二年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蠲免赋税、赈挤灾民等等,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制礼作乐明刑弼教 礼、乐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于制礼作乐。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礼戴着公正的面貌,维护着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罚,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确是个极妙的方法。乐,其实有着两重作用。其一,乐包含着礼的成分。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用之乐是不同的。不同的阶级、阶层,应该安于礼制的规定,享用本等级的音乐。其二,乐的精神是和谐,它与纷争、紊乱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归于安宁温良。 然而,礼乐的约束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仅凭礼乐是不够的。如果人臣不安于礼乐制度的约束,他们可能随时冲破行为规范,打乱现存秩序。为使人臣安于现行制度之内,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廓,以仁义为干橹,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里所说的道德仁义,已经不完全是一种道德观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应该理解为自上而下地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安于现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会“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为人君者则会安然稳坐其位。 在《圣学心法》中,还有所谓别内外、正名分,也应与礼教、德化作同等观。关于正名分,朱棣说: 圣王之于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贱陵贵,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礼义立。孔子论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纪王法,必严于谨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则君臣正,父子亲,夫妇别,长幼顺。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圣学心法》本是专门为皇帝用的教科书,却于“君道”之外还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将整个社会纳入所谓礼教德化的规范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礼义仍不足以治国。对于那些胆敢逾礼制、违背道德破坏现存秩序的,则要约以法律,施以刑罚。这被朱棣称做“明刑以弼教”。他说: 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既然刑不过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国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节制,以之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人不敢犯法,终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见历代暴君丧身亡国的教训,谆谆以慎刑告诫子孙,切不可过于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是皆可为明戒。 历代统治者总喜欢把自己妆扮成仁义贤明的君主。其用武,曰为止戈,曰解人于倒悬,拯人于水火,其杀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滥杀,也绝不承认苛暴。然历史新知网事实教训了他们,滥施刑罚会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从而失掉宝座。中国历代主张行仁政的政治家,对此是一脉相承的。 统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于其节制刑罚,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其宝座的稳定。 4.养士择贤听谏纳言 君主以一人临天下万民,虽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君主之能在于用人。因此,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便成了历代有为君主、政治家重视的问题。朱棣说: 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任人之道当择贤才,择之审则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当,不以私昵而妨贤,不以非贤而旷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众之才。知其果贤矣,听之勿疑,则可以养其忠亮。授之以事,则可以责其成功。夫贤才在位,则不贤者远,官皆称职,而庶事咸康。 这里,朱棣提出了几项主张:1.致治须资贤才,贤才须养之而成,故育才须从建学立师为急务。2.任人当择贤才,择贤才当取之至公而用之至当。3.用人果贤,听之勿疑,官皆称职,庶事咸康。 但是还应该补充一条,即君主要使士为己用,必须待之以礼,否则将不会得士。朱棣说:“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夫君不独治,必资于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它可以为君所用,也可以不为君所用,关键要看君所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时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赵翼说:“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因而朱元璋竟然规定了“不为君用”的法律。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拒绝与明廷合作。有鉴于此,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礼臣下的观念。礼臣下并不是朱棣的发明。 在君主制社会中,虽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数政务却有赖于臣僚去完成。君与臣是一对矛盾,不仅在权力分享上,也在治国方略之异同上,他们常会发生冲突。是出于公心还是满足私欲,是立足于长治久安还是只顾眼前安乐,往往是他们冲突的焦点。作为君主,如何对待臣下的意见,作为臣僚,如何“辅佐”君主,是又一个为历代政治家注重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纳谏、听言是君主为人们所称许的美德。不畏威暴,敢于谏诤,则是臣僚应尽之责。在《圣学心法》中朱棣说: 人君日理万机,事难独断,必纳言以广其聪明,从善以增其不及。虚心而听,不恶切直之言。宽大有容,以尽謇谔之谏。苟不谦己和颜,以接群言,则臣下虽有直言,不敢进矣。故听言者国之大福也。众言日闻则下无蔽匿之情,中无隐伏之祸,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纳言之要,在于虚心约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临下,若不和颜下士,则人亦有言而不敢进。但君主之纳言,目的仍在消除祸患,长治久安。 那么,何者可亲,何之可斥?何言可纳,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则: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伪,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处心公正,表里如一,小人则用情私邪,险陂倾侧,当审其邪正,慎其用舍。……然自古忠邪难辨,惟明君则能识之。 他批评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为,必然终至败亡: 若夫庸主则不然,好谀而喜佞,拒谏而饰非,恣其志之所为,极其心之所欲。享重禄者,固荣而保位,居下僚者,惧罪而畏诛。缄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败亡,可胜惜也! 惟昏主则不然,以聚敛者为足以称其欲,巧佞者为足以悦其心。胶固而不移,纠结而不释。如是则忠正者不得入,小人进而君子退,欲国不危,岂可得也? 纳谏亲贤说在中国是有传统的。 朱棣以明君自许,他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国理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摒弃了“申韩刑名术数”,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仅承认天命,鼓吹天人感应,而且重视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恶为取舍。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举贤纳谏,人臣礼乐和谐。整个社会应是一个以道德、礼教相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会。可以说朱棣的治国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贤君?暴君? 但是,以上我们看到的仅是朱棣的言论,它既是说给子孙听的,更是说给天下臣民听的。他希望子孙之承业者可以长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绘成贤君圣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说的行事呢?事实证明,朱棣对他所宣称的信条并不总是严格恪守。他有时是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是干脆背离了他宣称的信条。 先说敬天法祖吧。朱棣本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事实上,他的父亲确也按照“天命”将他的长兄朱标立为太子。懿文太子死后,又立其子朱允为皇太孙。如果朱棣安于天命、遵奉祖训、谨守礼法,便不会导演出靖难那一幕戏剧了。然而他无法抵制皇位的强大诱惑力,由于他镇守边塞、节制诸军而养成的实力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终于突破天命和礼法,要自己去改变既降的命运了。 经过三年多的征战,朱棣取得了胜利。将入南京金川门时,编修杨荣拦马问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谒孝陵然后再入城即皇帝位。从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谒陵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过是驾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至若司马之心久暴于路人,齐鸾之谋早形于咨议,乃犹南向让三,连章劝进者。欺天乎?吾谁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称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则不足以制天下。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朱棣精心炮制的即位诏: 朕荷天地祖宗之灵,战胜攻克,……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顺天应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而不获,乃俯徇舆情,于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对于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内便赢得天下的原因无法说清楚,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难免产生这样的幻觉。当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于天命,他不能超出历代以武力、智术夺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维模式,要借天命来宣传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进一步了解朱棣的天人观。比如朱棣虽然宣传天人感应,但是他对“祥瑞”等迷信却是不尽相信的。永乐二年七月庚申,山东临清县奏野蚕成茧,且进献野蚕丝二十六斤。这被人们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礼部尚书李至刚请率百官朝贺。朱棣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饮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为念,其头脑还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献瑞麦,朱棣斥为“谀佞”,臣下奏贺柏树生花,朱棣斥为“世所常有”,“何益于用,何利于民”,民献嘉禾朱棣称“但得四序协和,四海康,黎民衣食给足,即是国家之福。一物之异,皆偶然耳,何以贺为”等等,都表现出朱棣对于“祥瑞”的态度。 下面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妨录之如下: 永乐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县献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礼部尚书“请率群臣上表贺”。上曰:“……今苏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圣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灾害,不忘以生民为念,特别他不欲闻祥瑞之贺,而把灾异与自己的行政相联系,又从而对自己有所警戒,对群臣有所训谕,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朱棣的拒绝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为言,固然群臣为讨好朱棣,但君权神授是封建社会的固有观念,是君主政权的合理性的重要说辞,从根本上说,朱棣是乐于听到这类赞颂的。朱棣说灾异也是“朕所致”,实际上也是从反面承认了祥瑞也是“朕所致”,从而肯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观念。只要这个思维模式不改变,关于祥瑞的祝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并不相信金丹、长寿等迷信。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人进献金丹及方书。朱棣说:“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他甚至并不企求长寿。一次,他与大臣论及此事,说寿夭在天,人贵勉其在己者。人寿百岁,世多有之,然皆身没则无闻。颜子三十,令名无穷,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朱棣更重视的是修人事,他急于建立功业,垂名后世。然而,我们说朱棣急于垂名后世,不如说他更急于建立他当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为一切谨守封建礼法气节者所不齿,事实上他也被政治反对派指为乱臣贼子。怎样从乱臣贼子变为盛世名王,这是朱棣极费脑筋的事。他常常能够自省,与这一背景有很大关系。 如前所述,朱棣并非绝对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灾异祥瑞,不过是他较能够警戒自省而已。永乐年间最大的天变莫过于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这一场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毁于一旦,举国震惊。朱棣连忙下诏罪己,征求直言,随后,又下了一道诏书,“凡有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悉皆停止,用苏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说朱棣对政务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愿提的事是迁都问题。三殿大火,群臣奉诏言事,言官多以迁都为非,以为上天示警者,盖因擅改祖制迁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与大臣俱跪于午门外对辩。辩至将午,大臣们窥知朱棣并不以迁都为非便有恃无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计”而妄言。所幸户部尚书夏原吉从中斡旋,言官才未获罪。关于迁都的辨论也就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对于天变,朱棣并不盲目地忧惧或喜悦,颇能按己意而取舍。他以天命为自己的后盾威吓臣民却绝不让天命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是一位十分聪敏明辨的君主。 至于“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样呢? 朱棣声称爱民、恤民,在这方面言论甚多。朱棣所设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图画。和谐、安宁、殷富、礼让。的确,在永乐二十二年间,朱棣也做了大量安养生民的事。朱棣本人于政事极为勤奋。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处理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以熟悉政情。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同时,朱棣本人也是比较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财,www.lishixinzhi.com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汗濯更进。”明人称颂朱棣“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不为无据。 由于朱棣君臣的经营,永乐初年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力量日渐增强。然而,众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乐一朝不断有所兴作:征安南、下西洋、讨蒙古、迁都北京,未一刻暂息。这与“毋殚其财,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异其趣。朱棣曾说过:“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其养,虽休之不德。”以朱棣之所为,百姓征战劳作不止,焉能不失其养,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切中永乐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永乐末年,民生情况已经十分不妙。暴发于山东的唐赛儿之乱,便是百姓对朱棣怨怼的真实反映。 其三,说到养士择贤,听言纳谏。 朱棣即位后,标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学,重视科举,注意人才的培养。在朱棣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文士,明代的内阁制度也因而开始形成。 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朱棣爱惜、养育人才的故事。永乐二年,状元曾■等人受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进士文学优等者及善书者为之,是仕途中的重要阶梯。后,朱棣又命侍读学士解缙选才资英敏者就读文渊阁,曾■等二十八人入选。庶吉士周忱落选,他上言自谏少年愿学,朱棣十分高兴,增周忱共为二十九名。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张,光禄寺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每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学馆面试之。就学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并派给校尉驺从,可谓优礼之至了。后来其中的不少人树有政绩留名后世。永乐年间还开了举人入监读书之例。由于进士所取有限,不少举人落第。朱棣命翰林院录其优者,俾入学以俟后科并给予教谕之俸。也是养成人才之一途。 但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乐年间有所施展。即如后来声名赫赫的学士杨荣、金幼孜、黄淮等也仅以五品秩入直文渊阁。说是参与密勿,其实也很难影响决策。 朱棣喜书画,善书的沈度兄弟、善画的王绂等都被他罗致在身边。这些看似优游尊贵的文人学士并不是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鸟入樊笼之感。如王绂诗有: 纵有好奇者,相看为玩弄。 孰知野鸟苦,只悦公子容。 这样的句子,确道出了朱棣身边的一些文人学士的心境。他们不过是供装饰用的花瓶笼鸟而已。 朱棣标榜谦己纳谏。但其刚愎自用,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军国大事多由一人独断。即如发五十万大军出塞亲征蒙古这样的大事,也难得令臣下赞一辞。永乐八年北征,车驾次凌霄峰,朱棣问侍臣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胡广以奉承之语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这固然可以看出诸将态度不积极,但也可以看出朱棣与群臣的关系。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次北征时说:“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肭。”宁远侯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畏罪自杀,“功冠交南”的英国公张辅,亟调从征,既不令抗锋,也不令逐北,仅以之俾督运。“天子自将,不欲诸臣分其功也”。既如此,诸臣何敢谏言? 经过两次北征,仍未达到朱棣预想的目的。永乐十九年,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问题,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兵部尚书方宾力言军兴费乏。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费迭作,内外俱疲。”朱棣大怒,方宾惧而自杀,夏原吉下狱,并籍其家。朱棣一意孤行,又连续发动了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北征。结果,无功而还。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叹“夏原吉爱我”,岂不晚矣! 最后,朱棣声称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断申明礼制,旌表节妇孝子,又命儒生辑《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以颁赐天下。朱棣本人则装得极为仁慈,甚至虚伪到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永乐五年五月己巳这一天,朱棣来到灵谷寺,驻骅中庭:“有青虫着上衣,以手拂置地,余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而朱棣之所为,却多有可议之处。其最为人所不齿者,殆为对建文诸臣的杀戮。 大凡开国君主,总有点流氓无赖气。大概这正是他们能够蔑视礼法、无所顾忌地横冲直撞的一个原因吧?你看,楚汉相争中,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邦嬉皮笑脸地要“分我一杯羹”。起初,刘邦轻视儒生,有儒生拜见他,他竟夺过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撤尿。同样,朱元璋在羽翼丰满时,便指使人将他拥戴借重已久的小明王沉于江水。即位后专杀立威,对于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绝不留情。 朱棣身为藩王,带兵夺位,也需要有向神圣礼法挑战的精神。这个近乎开国之君的皇帝,也不免带点流氓无赖气。朱棣还有一个近在身边的榜样,正是其父朱元璋。胡适尝说:“成祖生于明太祖起兵之后八年,眼见太祖的流氓手段,故他的行为最像他老子。”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样,不仅有流氓手段,也是个残忍嗜杀的暴君。不论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是宫中得罪他的柔弱女子,他都诛杀无异。从带领“靖难”之师打入南京起,朱棣便开始了对政治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永乐元年,朱棣宣布:“朕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宪,浊乱天下之奸恶,悉就诛。其余文武官仍用无疑。升赏斥罚,从至公而已……今敢有妄分彼此,怀疑怨谤,不安职事者,事发族灭。”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卑鄙的。起初,他所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左班文臣”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实际被迫害、遭杀戮的人数字难于统计。如前面的引文所显示,他的杀戮是伴随着政治宣传的,无非是使自己做皇帝合法化。处处标榜自己是嫡出,标榜自己维护、遵守太祖朱元璋的成宪。 朱棣打入南京,朱允或死或遁,下落不明,朱棣打算借重号称“读书种子”的著名文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辩论。朱棣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道:“成王安在?”朱棣说:“伊自焚死。”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国赖长君。”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辞穷,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干脆说朱家的天下,朱家子孙坐,你管不着。当然,我们并不能以君主宗法制的礼法定是非。不过,从这对话中不是可以看出朱棣的无赖相吗?朱棣命人强授方孝孺笔札,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十族奈何!”于是酿出了一场杀十族的惨祸。朱棣命人“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以成“十族”。“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在精神上折磨他。朱棣所开创的亘古未有的杀十族的酷刑,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摘戍绝徼者不可胜计”。其他,如对兵部尚书铁铉,“割其耳鼻”,■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益指斥”,终于被凌迟死,宗族遣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朱棣命人“先去其齿,次断手足”,暴昭“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朱棣“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世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亲家之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这些人的死,不仅是出于对封建礼法对建文帝殉节,更重要的,他们是出于拥护建文帝的宽仁之政,从而反对朱棣“恢复祖宗旧制”的政治立场。对此,前文已有论述。 最野蛮的,莫过于朱棣对这些殉难者家属的处置了,且不说他下令在郡县穷治建文“奸党”,以致“疏族远亲莫不连染”的所谓“瓜蔓抄”,即从一段朱棣口诏的实录,便足以看出他的流氓嘴脸。 永乐元年正月,校尉刘通等赍帖为奸恶事:“一将刑科引犯人张乌子等男妇六口,又引犯人杨文等男妇五百五十一名。”奉钦依“连日解到的都是练家的亲。前日那一起还有不识气的,在城外不肯进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长解”。锦衣卫把这厮都拿去,同刑科审。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的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 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次妻刘氏,合无照前例;谢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钦依:“著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等姊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怀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永乐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张琳奸恶妇人一名。”“著教坊司领刺了。” 这仅仅是大量事实中的极少一点材料,是《奉天刑赏录》、《钦录簿》中的数百字,但是它们实在太生动了,无须再加解释,便将朱棣的嘴脸暴露无遗。朱棣分明是一个顶着皇冠、披着黄袍的流氓头子! 近人鲁迅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暴深恶痛绝。他说:“自有历史新知网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朱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暴的屠杀,一言以蔽之,即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坐稳皇帝的宝座,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扫荡之列,为此,一旦得胜,便必欲用一切手段处置反对派以浅愤。姚广孝不愧为朱棣的重要谋士。他们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话无异于朱棣夫子自道。在处理建文忠臣卓敬的问题上,姚广孝说:“陛下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驾燕都,不杀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移檄诸王,声扬大义,据东南之饶,限长江之险,鼓舞豪杰,起兵北来,陛下未可安枕也。岂非养虎自遗患耶?” 在这种公开的屠杀和污辱外,朱棣还用各种阴谋手段杀人。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还要阴谋杀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计前嫌的宽仁大度者,对那些不便公开下手的便只能阴谋杀害。对于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绝无容忍的余地。请试举两例。 一是解缙。解尝于洪武中以才见称于太祖。建文中一度谪为河州卫吏,后被荐为翰林待诏。朱棣即位,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寻进侍读学士。朱棣标榜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集人编篡各种大型图书,重修《太祖实录》,编篡《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但解缙在修《太祖实录》、定储之议及谏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满。关于修《太祖实录》前已论及。关于立储,解缙主张立长子朱高炽,深为有靖难功的朱高煦所恨。时朱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解缙又以进谏不可启争触怒朱棣,被斥为“离间骨肉”。永乐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竟不及缙。但朱棣并不以此坐缙罪,却以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督饷化州。朱棣亲征漠北,缙恰入京奏事,谒皇太子而还。结果被朱高煦说成“私觐太子”、“无人臣礼”,竟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一旦而为阶下囚。永乐十三年,朱棣查看锦衣卫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说:“缙犹在耶?”纪纲遂令缙饮酒至醉,埋积雪中,立死。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宁国公主的丈夫,最为朱元璋所喜爱。朱元璋见诸王强盛,曾密托他辅佐朱允。“靖难”兵起,他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朱棣的军队南下,借进香之名,要穿过梅殷的防地。梅殷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写信给梅殷说:“今兵兴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还,并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绕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拥兵淮上。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召梅殷还京。对于这样的人,朱棣当然不能容,但碍于皇亲不便公然下手。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朱棣。朱棣不动声色,说“朕自处之”。他下令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的仪从人数,借此命锦衣卫将梅殷家人执送辽东。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把梅殷挤到笪桥下淹死,随后向朱棣报告说梅殷投水自杀。宁国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凶手,并以安排她的两个儿子做官作为安抚。不料凶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一下露了马脚。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落二人齿,斩之。”此二人亦惨矣。如果他们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许还可以活命吧?不过,朱棣要杀人灭口,亦未可知。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阴险残刻。 有时,朱棣对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宽大,并不马上治罪,而以后必借他故而杀之。永乐初,北京刑部尚书雒佥,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旧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结果被认为“语涉怨诽”。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却故示开明宽大,说:“朕为天下君,政欲日闻直言,姑宽之。”实则朱棣内心并未赦其罪。果然,永乐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将雒佥处死。这种政治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最为解缙所重,亦卒为解缙事牵连致死的诗人王■写道: 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恢复了锦衣卫狱。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其时,“上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於此者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终高皇帝世,锦衣卫不复典狱。”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朱允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闻上,上以为大忠,■之■咳之间。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派胡■刺探民隐,奖励告密,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比如,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新知网上也是颇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建文中。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相反,朱棣则正借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明太宗实录》讳此不谈罢了。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施行恐怖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这种服饰是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易得到的。后世宦官之祸,隐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开明政治,一度打断了朱元璋推动的极端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进程。朱棣则一反其道,完全抹杀建文新政。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极端专制的皇帝。朱棣认为“帝王为生民之主”这与方孝孺强调的“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径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并不能完全压服民间的不满。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说:“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举了后世对方孝孺的态度加以说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义者无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先生殁三十余年,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当然,王世贞是从君主宗法制的礼法的立场评论此事的。不过,可以看出,人心是难于征服的,哪怕是面对残酷的杀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却希望人们把他看做是一心兴礼乐、施仁政的圣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有一次朱棣去灵谷寺,“跬跸中庭,有虫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如此矫柔造作而又虚伪可笑。 朱棣的残暴,并非完全是由于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则是由于他的残刻暴戾和极端自私之本性。盖所欲极强,为遂其欲便不顾一切,对有碍于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乐宫中发生的一桩牵连致死三千多人的惨案,便是最好的证明。

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是历史上第一个颇有“作为”的锦衣卫领导人。靖难之役时,纪纲冒死扣住燕王坐骑,请求跟随朱棣效命。朱棣喜纪纲胆略过人,弓马娴熟,当即将他收为帐下亲兵。朱棣即位后,纪纲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典亲军、掌诏狱,在屠戮建文旧臣的过程中大开杀戒,颇受朱棣宠任。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解缙进京吊丧。时明惠帝朱允炆临朝,袁泰乘机进诲言,攻击解缙"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朱允炆听信诲言,贬解缙为河州卫吏。

解缙不擅于权谋斗争

在朱元璋屠戮功臣宿将、惩治贪官污吏、清除豪强地主的明初四大案中,锦衣卫真正起作用的是蓝玉案。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蓝玉谋反,朱元璋借此诛杀过万人。其实,蓝玉至多也就是跋扈和自专,蒋瓛的报告只是给了朱元璋鸟尽弓藏的一个由头。

正统元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下诏赦还所抄家产。成化元年明宪宗朱见深下诏为解缙平反昭雪,恢复官职,赠朝议大夫,谥文毅。解缙死后,朱高煦谋反被诛灭;安南屡次谋反,明朝设置郡县不久最终也被迫撤销,这些均如解缙生前所言发生。

在皇帝老去之时,大臣们自然会选定新的阵营,为以后的前途做打算,如果押对了宝,那可能是一生荣华富贵,但站错了队或者说错了话,则可能身败名裂。一次,朱棣问解缙太子应该立谁?解缙回答“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

而派遣宦官监视臣下则更早,在朱元璋称帝前,有一次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酒,并拨付妓女十几人,然后派内官窥伺。叶国珍命令妓女们穿上华丽的服装,自己与妓女混坐在一处。宦官回来汇报,朱元璋命令士兵把叶国珍和妓女锁在马棚里,并削去了妓女的鼻子,叶国珍也挨了几十鞭子,因为叶国珍的行为触犯了朱元璋等级贵贱的思想。

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登基,解缙升任翰林侍读。随后成祖建立文渊阁,解缙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明朝内阁制度由此开始。不久,又迁为翰林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书成,朱棣赏赐银币。其后又主编《永乐大典》。

朱元璋和朱棣是大明两位最杰出的君主,不过这两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刚猛治国,尤其对反对他们的人,可能被施以极刑,来达到警示的目的。朱元璋晚年大肆诛杀功臣,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幼主无法驾驭这些功勋之人,所以大开杀伐。

更让宦官们倍儿有面子的是,朱棣还给了他们更高的名分。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时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中尉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洪武时期宦官最高职务为监正,朱棣改监正为“太监”,宦官从“中”字辈一下升为“太”字辈,而“太”字过去只在与天子极为亲近的人身上使用,比如皇帝的亲爹亲妈亲儿子——太上皇、太后、太子,再比如外臣品秩的极致、皇帝名义上的师长——太师、太傅、太保。一字之改,已暗含朱棣对宦官的心理认同。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召解缙父亲进京,对他直说:"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解缙只好随父回归吉水。在老家八年,他闭门着述,校改《元史》,补写《宋书》,删定《礼记》。

所以朱元璋让解缙回去进修,等火候到了再重用不迟。原文是“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解缙虽然经常在朝廷犯错,朱元璋则对他极为宽容。到了永乐年间,解缙更是以他才华得到了朱棣的重用。

“厂卫”是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的合称,是明代最具特色也最臭名昭着的政治创设,作为皇帝的耳目和爪牙,这两套机构大多数时间掌控在宦官手里,和“特务政治”、“宦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明末学者沈起堂曾说:“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这样总结明代灭亡的原因虽然流于简单化,但厂卫横行、宦官专权却也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像一把双刃剑一样,厂卫在维护专制皇权的同时却不断损害着大明王朝的肌体,成为后世引以为戒的镜鉴。而这把双刃剑的铸成,还要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

永乐三年,朱棣召解缙入宫,磋商立太子之事。当时明成祖的意思是想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解缙仍直言说:"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天下归附,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朱棣听后面有不悦,对此议犹豫不决。解缙为说服朱棣,只说了一句话:"好圣孙!"两人相视而笑。最后朱棣同意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从此朱高煦深恨解缙 。当时恰逢朱高炽带领明朝大军讨伐安南,解缙上疏劝阻,朱棣不听。随后讨伐成功,并设置郡县。当时太子虽立,朱高炽表现并不令朱棣满意。此时朱高煦更受隆宠,礼秩超过了嫡亲标准。解缙上疏劝阻朱棣说:"启争也,不可。"朱棣随即大怒,称解缙是在离间骨肉,对解缙很有意见。

这时朱棣对太子有些动摇了,他原本就在朱高炽、朱高煦之间一直犹豫,朱高煦战功比朱高炽高,且在军中威信很高,很多将领都力挺朱高煦。史料记载:

血雨腥风之后,大概朱棣觉得纪纲的使命已近完成,永乐十四年,一名和纪纲有仇的宦官适时地揭露纪纲的罪状,纪纲被凌迟。关键时刻,宦官们没有辜负朱棣对他们的信任。

解缙自幼颖悟绝人,他写的文章雅劲奇古,诗豪宕丰赡,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尤其擅长狂草,与徐渭、杨慎一起被称为明朝三大才子,着有《解学士集》、《天潢玉牒》等;总裁《太祖实录》、《古今列女传》;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墨迹有《自书诗卷》、《书唐人诗》、《宋赵恒殿试佚事》等。

自古皇家的血腥斗争都只是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朱元璋花费千辛万苦,从死人堆里站了起来,才创立的大明帝国,权力的来之不易也让朱元璋尤为“珍惜”。只要有人对皇权有那么一丢丢的觊觎之心,就会被杀掉,包括昔日的心腹。

与此同时,还有一支政治势力在洪武朝更为隐秘地积蓄着力量,那就是宦官。

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中戊辰科进士三甲第十名,廷试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授庶吉士,读中秘书。同年,官至翰林学士。朱元璋非常器重他,命其常在身边。一天,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解缙说:"我和你从道义上是君臣,而从恩情上如同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次日,解缙即呈上万言书,主张应当简明律法、并赏褒善政 。朱元璋读后,称赞其才。不久,解缙再次呈上《太平十策》进言 。

永乐年间的锦衣卫指挥使是纪纲,这位仁兄的名声很差,其重要作为就是杀害了解缙,才被后人记住。一次,朱棣翻看诏狱的人名册,当他看到解缙的名字时,问了一句“缙犹在耶?”意思就是解缙还在啊?

朱棣泉下有知一定大呼冤枉,他其实是当了老爹的替罪羊。事实上,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早在洪武元年 十一月,一个叫马仲良的内侍就前往广西招谕当地土司,这是明代内官参与政治活动最早的记载。第二年四月,宦官金丽渊出使高丽,这是内臣奉使外夷之始。洪武元年,朱元璋还派遣过中使到北平犒赏北征将士,这是以后宦官监军、分镇的滥觞。此外,宦官参与茶马贸易、监督商税、插手刑狱,在洪武朝都有事例。

永乐八年,解缙入京奏事,正遇朱棣北征未归,故只好觐谒太子朱高炽而返。于是朱高煦又乘机进诲言说:"伺上出,私现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朱棣为此震怒,以"无人臣礼"罪下诏狱。当时解缙已同检讨王到广东去了,一路上,他俩看到赣江两岸旱情严重,便上疏请凿赣江通南北,引水灌田。奏书刚至,朱棣更加愤怒,诏令锦衣卫逮捕解缙入狱。大理寺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翰林院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御史李至刚等人均连坐入狱。其中高得抃、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病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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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三年端午节,朱棣与纪纲诸大臣到湖边比赛射柳,即看谁的弓箭能将吐芽的柳条射断。纪纲玩了一次“指鹿为马”明朝版,他嘱咐镇抚庞英:“我故意射不中,你折柳条,站在旁边举柳喊‘射中了!射中了!’我要考验考验朝中人心”,庞英按纪纲的吩咐去做,旁边的大臣跟着庞英一齐呐喊,没有人敢说“不中”,纪纲很得意,满心以为:“这下没有人能为难我了!” 维护皇权的工具第一次直接威胁皇权,这一点朱棣不是不知道,他需要纪纲镇压异己势力。

永乐十三年,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上囚籍,朱棣见到解缙姓名问:"缙犹在耶?"纪纲会意,用酒将解缙灌醉,而后拖到积雪中埋起来,解缙立刻死了,时为其年正月十三日,此时解缙年仅四十七岁。解缙去世后,家中财产被抄没,妻儿宗族都被流放到辽东。

朱棣认同了解缙的建议,立朱高炽为太子,不过从此解缙就成了朱高煦的敌人,且解缙也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朱明王朝是朱家的,跟解缙没有多大关系,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在皇室继承人问题上,在历朝历代都是极其凶险的,被牵连进去不死也会扒层皮,解缙趟了这趟浑水,让自身落入无底深渊。

公元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明立国之初,形势并不容乐观,在北方,蒙元还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明朝的实际控制区,许多新附的百姓并不认可这个出身卑贱的皇帝。有一次朱元璋行走在京城中,忽然听到一名老妇人私底下称呼他为“老头儿”,这让他龙颜大怒,说:“张士诚曾短暂占据过江东,吴中百姓至今称呼他为‘张王’,今天朕贵为天子,老百姓称呼朕为‘老头儿’,这是为何?”还有一次,他在上元节微服私访,有人画一赤脚妇人怀揣西瓜,众人哗然而笑。不明就里的朱元璋打问之下得知,这幅画的含义是“淮西妇人好大脚”,嘲讽皇后马氏,这又让他极为记恨。

永乐二年,解缙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这是他仕途最得意之时。朱棣曾经召见解缙等人说:"你们七人朝夕相处,我经常在宫中称赞你们的勤勉谨慎。往往最初容易谨慎,而最终仍然能保持下去的则很难,希望你们能够共勉。"于是各赐五品官服等。恰逢立春时,朱棣赐其等金绮衣,与尚书地位相同。此后内阁进言,朱棣均虚心采纳。

在对待太子册立的问题,解缙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参与其中,成了众矢之的。一代名臣杨士奇不同于解缙,论学识杨士奇可能不如解缙,但论权谋手段,解缙就差得太远了。杨士奇在太子册立问题一贯是把自己刨得干干净净,连朱棣就没有看出来,杨士奇才是忠实的太子党。

宦官的情报让朱棣夺得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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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也是因为解缙在朱棣亲征的时候,竟然单独接见太子,这一消息让朱高煦得知,便揭发了解缙。朱棣非常恼怒,解缙惨死在雪地上,都由朱棣的杀心所致。当然了,对于杀掉一个解缙,对朱棣来说也无关紧要。

锦衣卫帅谋反,东厂应运而生

洪武二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内阁首辅、右春坊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解缙因为才学高而好直言被忌惮,屡遭贬黜,最终以"无人臣礼"下狱,永乐十三年冬被埋入雪堆冻死,卒年四十七,成化元年赠朝议大夫,谥文毅。

参考资料:《明史·解缙传》《明成祖实录》

检校在肃清吏治方面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绍兴、金华秋旱,农民颗粒无收,地方政府却向中央隐瞒灾情,检校查访得知后汇报给朱元璋,当地官员遂被拿问。朱元璋这样评价手下的检校:“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解缙初入仕时,曾指责兵部僚属玩忽职守,尚书沈潜对此极为恼怒,上疏诬告解缙。明太祖朱元璋由此也责备解缙"散自怒"并贬他为江西道监察御史。韩国公李善长因罪被朱元璋处死,解缙代郎中王国用上疏为李善长辩冤,他又代御史夏长文革疏《论袁泰奸黠状》,历陈御史袁泰蔑视朝纲,贪赃枉法,陷害忠良之罪。袁泰受到处罚,对此怀恨在心。朱元璋认为解缙还缺乏涵养,必须修身养性,闭门思过,否则会成为众臣攻击的对象。

纪纲回来之后,开始揣摩圣意,最终他认定皇帝的意思就是让其杀掉解缙。于是纪纲首先请解缙喝酒,在醉酒后,纪纲命人把解缙拖入雪地中,就这样一代才子就此陨落。为了万无一失,纪纲选择在雪中冻死解缙,这也就没有人为伤害,验尸都验不到他的头上,然而朱棣之后并没有提起此事。值得一提的阴毒的纪纲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最后以谋逆之罪处以凌迟。

对于宦官,朱元璋爱恨交加

 今天给大家说说大明奇才解缙的故事,解缙(1369年12月6日-1415年2月22日),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喜易,江西吉安府吉水人,明代大臣,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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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殉难之时,他的朋友景清因为与朱棣有旧,不但活了下来还官复原职,虚与委蛇,等待机会。一天,景清身穿红衣,暗藏利剑入朝,奋跃而前准备刺杀朱棣,被左右拿下。景清知道行刺失败,遂大骂朱棣,朱棣命卫士敲落景清的牙齿,景清以血口喷龙袍。朱棣命令处死景清,并将景清剥了皮,在腹中装进茅草,悬挂在长安门示众。接着朱棣又诛灭景清九族,大肆株连,凡景姓的族人几乎斩尽杀绝。景清的故居也被付之一炬,村庄成了瓦砾遍地、满目疮痍的废墟。这种妄引株连式的残酷诛戮像瓜蔓般延伸,因此得名为“瓜蔓抄”。

洪武二十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

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浸衰。”

然而,检校们大多属于临时抽调,互相之间也没有统属关系,为了高效地向最高决策者提供信息,并且对官僚群体实施有效的监控,特务的正规化、制度化、系统化逐渐被提上日程。朱元璋手里有一支亲军,是皇帝的私人卫队。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撤掉亲军中的都尉府和仪鸾司,改置锦衣卫。锦衣卫的职责有明暗两条,明的就是皇帝最贴身的卫队和仪仗队,穿飞鱼服、配绣春刀,随侍皇帝左右;暗的就是秘密侦缉调查,主要负责这一任务的是锦衣卫北镇抚司,这一机构可以不经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大国家司法机关,直接根据皇帝的旨意,执行侦察、逮捕、关押、审理,等于独立于三法司之外的一套司法部门,也就是后来让人闻之胆寒的“诏狱”。

洪武二年十一月七日,解缙出生在江西吉安府吉水县鉴湖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传说他小时候聪颖绝伦,有"神童"之称。在襁褓之中他母亲就在地上写字让他认识;五岁时他父亲教他诗文他听一遍就能记住;七岁时就能写文章了;十岁一天背诵千言的文章,终身不忘;十二岁读尽《四书》、《五经》,贯穿它们的义理 。

皇帝想要杀解缙

如此一个暴力机器怎能没有监督?实际上,监督锦衣卫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朱元璋重典吏治、驭下极严。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得知诏狱凌虐犯人,大怒之下烧掉了诏狱的刑具,并把囚徒移送刑部大牢。然而,仅仅凭借人治而缺乏监督机制的锦衣卫故态复萌,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下诏,大小罪案不得再经锦衣卫,审理全部通过正常的司法机构,锦衣卫只有侦查立案权。可以看出,朱元璋对锦衣卫的掌控还是非常有效的,洪武朝的锦衣卫还不至于只手遮天。

永乐四年,朱棣赐黄淮等人二品纱罗衣,而独不给解缙。淇国公邱福将朝廷机密"传达延外",朱高煦却嫁祸解缙"禁中语"五年,解缙又被诬为"试阅卷不公"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临行前,礼部郎中李至刚因与解缙有宿怨,又诬缙,故即改贬交趾,命督饷化州。

洪武二十一年,解缙就考中了进士,并受到朱元璋的重用。从朱元璋留下的那三个顾命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可以看出,朱元璋很喜欢读书人,最好是一根筋的那种文人。而解缙恰恰是这种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因为解缙不懂得官场规则,经常会得罪人。

纪纲极其善于逢迎朱棣的旨意。《永乐大典》的总编、名臣解缙因为劝阻朱棣更换太子,得罪了汉王朱高煦,成祖北征时,解缙私谒太子,被汉王检举揭发,解缙被囚禁诏狱中。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纪纲拿着诏狱囚犯名单给朱棣,成祖看到有解缙的名字问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缙犹在耶?”纪纲心领神会,赶回狱中,假意置酒祝贺,将解缙灌醉,活埋于雪中而死。

建文四年,当时的礼部侍郎董伦为朱允炆所信任,在朱允炆面前为解缙说了不少好话,这样,解缙才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十一月任内阁首辅。

内阁制度是永乐年间成型的,但权力不大,其人员也大多是一些文弱读书人,到了宣宗上位之后,内阁才慢慢强大起来,开始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当时解缙当的这个内阁首辅,并没有什么实权,顶多是帮助皇帝参考一些政事。

连亲兵都不可信,朱棣能倚重的似乎只有宦官了,此前,他曾使用过宦官监视自己的儿子朱高炽,那么现在再用宦官牵制一下锦衣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迁都北京后的永乐十八年,一个由宦官提督控制的侦缉机构在东安门北侧创立,被命名为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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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到藩王的冠服后穿在身上,命令伶人呼万岁。朱棣下诏全国选美,各地送来的美人到达京师后,纪纲挑出绝色美人藏于自己家中私纳,还在家中私养了大批亡命之徒,暗中修建隧道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刀枪、盔甲和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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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任用一手又严防,在朱元璋这里并不矛盾,但是,他高超的统治艺术和勤奋的治国实践却无法遗传给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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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占城遣使入贡,此时擅权已久的丞相胡惟庸没有把这件事上报朱元璋,一名宦官见到了占城使者,给朱元璋打了小报告。受到蒙蔽的朱元璋大怒,两名丞相胡惟庸和汪广洋顿首谢罪,这件事可以说是胡惟庸案的先声。第二年,胡惟庸因谋反的罪名被诛九族,朱元璋从此不再设丞相,直接领导六部,强化了皇权。据野史记载,当时还有一名叫云奇的宦官曾经揭发胡惟庸意图行刺的罪状,在权力中心发生大洗牌的重要关头,宦官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最不该说话的时候,解缙说了最不该说的话,他说了朱高煦的坏话,被朱棣认为是离间其父子的感情。从此解缙的礼遇就没有了,朱棣并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他可不像宋仁宗、那样好说话,在朱高煦的暗中操作下,解缙被关入了诏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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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指挥使纪纲阴狠狡诈

朱元璋常常说“朕本淮右布衣”,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别人却提不得,对寒微的身世其实极度自卑。这种不自信再加上对建立皇权绝对权威的迫切渴望,让他对臣下的举动非常敏感。称帝之初,他曾经用了很多亲信为“检校”,专门负责对臣下的特务侦缉。比方说,功臣华高和胡大海的妻子在女僧的诱导下信奉西僧,检校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把两家妇人和女僧扔进了河。曾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喜欢在家和客人喝酒,检校在旁窥伺。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喝酒了吗?客人都是谁?酒桌上摆的什么菜?”宋濂据实回答,朱元璋很满意:“诚然,卿不欺朕”。礼部尚书吴琳告老回乡,朱元璋还要派检校去调查近况。

纪纲就在殿下,他并没有回答什么,朱棣也没说更多,但这次谈话决定了解缙的命运。诏狱是锦衣卫的专用监狱,能从中活下来的万中无一,这里是黑暗、恐惧的代名词,官员们对此更是谈虎色变。解缙被押入诏狱后经历过酷刑,但并没有被打死。

“诛十族”、“瓜蔓抄”的具体执行者,正是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锦衣卫和其下重新开张的诏狱。

这就是杨士奇的厉害之处,他深知皇权漩涡的残酷和血腥,参与其中还能游刃有余,在危急关头,杨士奇挺身而出,保证了太子的地位,还能全身而退,听着很容易,实际是难上加难。解缙本就是一读书人,他就应该去“研究院”之类的地方研究学问,而不是涉及政治。

主动投靠叛军的纪纲其实明摆着是冲着功名利禄来的投机分子,成为权臣的他逐渐开始不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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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文帝朱允炆和燕王朱棣争夺皇权的靖难之役中,宦官则成为明廷易主的关键人物。从朱允炆这边来看,他曾派遣中官监视诸王;朱棣这边,有自己的宦官参战,内臣狗儿更是一员骁将,据说郑和也上过战场。

成祖朱棣杀建文旧臣最多,但朱棣杀人比较理性的,只要服从他的统治,自然会加官进爵,而反对他的人必定死路一条。“靖难”只是朱棣南下的旗号,实质上是“造反”,战争到了末期,建文帝的旧臣们也就不在乎什么名誉了,毕竟性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大多数人都投靠了朱棣。

方孝孺是朱允炆最亲近的大臣,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南京城破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朱允炆穿丧服啼哭。朱棣招方孝孺来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嚎啕大哭,声彻殿宇。朱棣走下殿来安慰:“先生不要再痛苦了,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方反问:“成王安在?”朱棣答:“已自焚”。方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国赖长君。”方逼问:“何不立成王之弟?”被戳到命门的朱棣只好撒泼:“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投笔于地,哭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气急败坏的朱棣凌迟了方孝孺,并将方的朋友门生也列为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凌迟,除此之外,发配充军的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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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们最终没有失望。永乐元年二月,内臣侯显出使西域,从此宦官基本上垄断了外交使节的职务,他们以朱明王朝正式代表的身份外出,耀兵、通好、受贡、封王,不可一世。永乐三年,武域侯王聪北出边塞,宦官山寿率兵监视,到永乐八年以后,宦官出镇更是常事,特别是新成立的京师三大营,均由宦官提督,而郑和七下西洋,率兵多到两万七千人,也被认为是明代宦官将兵之始。

解缙触碰到了皇权的限制层

从朱元璋的一些言行看,他对历代宦寺之祸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保持着高度的警戒。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见史书所载汉、唐之末宦官乱政的情况,深为之前的君主们所叹息。《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的朱元璋严禁宦官预政的训诫即达七次之多。洪武十年五月,有一久事内廷的内侍谈及政事,朱元璋当天就把他斥还乡里。洪武十七年,他铸铁牌置宫门中,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此外,他还不准内侍识字。表面上看,朱元璋对于宦官乱政建立了一个完备的防火墙,因此,后世诸如《明史》等着作都认为明代的宦官之祸源于明成祖朱棣。

在朱棣御驾亲征时,大多时候监国的都是朱高炽,朱高炽宽厚仁慈,在监国期间尽职尽责,并没有什么过分举动。而朱高煦为了皇位,经常派人上疏太子的坏话,众口铄金,本来朱棣是不相信这些传言的,但听多了也就有些怀疑了。

锦衣卫在洪武朝被管得很严

解缙身负大才,只不过选错了方向,但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永乐大典》这部巨着。解缙做人正直、坦然、不畏奸邪,是后世的榜样。成化年间,宪宗为解缙平反,恢复其官职和名誉,如果解缙泉下有知,也得以安息了。

其实朱棣有他的苦衷,比起朱元璋,靠篡位坐上龙椅的他又多了一种不能信任的人——朱姓藩王。而建文帝的旧臣,对他即位的合法性也发出了挑战。

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永乐大典》解缙编纂得很成功,朱棣因此成为盛世之君,让后世敬仰,这都是靠着解缙的功劳。但解缙在太子册立问题上表现出太多热情,使得朱棣对其开始反感,在这危险境地,解缙自己还不清楚,最终被陷害致死。

朱棣起兵三年,胜败参半,一度只控制着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这使他非常沮丧。就在他看不到希望的当口,被朱允炆黜落的宦官跑来投奔他,透露了京师防御空虚的重大机密。朱棣率兵南下,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不到半年,兵逼南京。他在江北时,许多宦官就逃入他的阵营,汇报京城里的虚实。朱允炆身边也有宦官散布失败情绪,劝朱允炆退位。到了朱棣当上皇帝论功行赏的时候,宦官们纷纷表功,让朱棣为此头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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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子孙后代永坐江山,朱元璋对于可能威胁到皇权的“祸害”全部进行了排除,功臣殆尽、文吏束手、后妃外戚不干政,然而,权力集中于一身,而一人又不可能治天下,他身边的帮手就只有那些出身低贱、身体残疾、知根知底又没有宗族势力的阉人了。因此,尽管深知宦官必然误国,心口不一的朱元璋还是抬高宦官的品级,扩大宦官的规模,到洪武末年,宦官机构已有21个,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打下了基础。对宦官,他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个叫冯坚的小吏上疏要求控制宦官人数,他破格提拔冯坚为左佥都御史;他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提出裁省内臣,他又勃然大怒,说:“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门客教之。”尽杀门客,李文忠惊惧而死。

朱元璋就是秉持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原则处理事情的,而朱棣则更高明,在靖难战争中,朱棣就因善待下属,才得到众将士的拥护。朱棣明白笼络人心的重要性,但对那些不服的人,就会交给锦衣卫处以严刑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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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字大绅,吉水人,是大明三大才子之一,在历史上地位很高,因为他是《永乐大典》的总负责人。洪武年间解缙曾任职翰林学士,朱棣夺取政权之后,解缙投靠了朱棣,并很快成为永乐年间第一位内阁首辅。当时解缙可是朝廷的头号人物,深受皇帝信任,那么春风得意的解缙,为何最后会惨死在雪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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