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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北大教授如何,成就谦谦君子之风

2019-12-18 12:04 来源:未知

正视批评,成就谦谦君子之风

一百年前的中国,新旧思想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激烈碰撞。作为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更是新思想的策源地,空前活跃的学术自由吸引了众多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自古文人相轻,互相之间都有各种不服,北大教授也未能免俗。他们之间既有公开的思想交锋,也有私下的人身攻击。有光明磊落的君子,也有居心叵测的小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大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掐架史,而民国初期更是掐架的黄金时代。 观点论争,林纾指责蔡元培 林纾本是一个晚清的老学究,“五四”运动时他已年过花甲。林纾年轻时也曾积极主张维新,并不是一个老封建。但一个曾经的进步青年遇到了更为进步更为年轻的晚辈,就产生了代沟。林纾对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就颇为不满,尤其是胡适鼓吹白话文为“活文学”,诋毁文言文为“死文学”的论调,让林纾极不痛快。为此,林纾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那意思是说,若用白话文,连小贩都成教授了。 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文章中特别强调,要尊重国人学习文言文与白话文的选择,不应一刀切,保留文言文就是保存中国元气,否则国未亡恐文字先亡。 其实,此时的林纾早已离开了北大。北大作为新思想的批发集散中心,林纾自然格外关注,尤其是蔡元培任校长后。本来林纾也是推崇新文学改革的,但无奈胡适等人就是瞧不上自己。林纾为了发泄怒气,于1917年在《新申报》上发表讽刺小说《荆生》,含沙射影攻击胡适、陈独秀等人。随后再次撰写小说《妖梦》,攻击蔡元培。《妖梦》比《荆生》更恶毒,竟然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比作“无五伦之禽兽”,将其化之为粪。 随后,林纾更是在《公言报》上公开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矛头直指蔡元培与陈独秀。蔡元培则致信林纾,声称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是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学校无权横加干涉。对于部分教员的过激言行,不应求全责备。蔡校长的意思很明显,您老先生该哪凉快就哪凉快去,别多管闲事。 互相攻击,胡适绝交陈独秀 林纾与蔡元培的掐架,都指向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陈独秀。林纾在报纸上指责北大,其实就有暗指陈独秀嫖娼的意思。但嫖娼一事毕竟是私德,不宜上纲上线,胡适还为此给陈独秀做了辩护。可以说,胡适与陈独秀两位安徽同乡,互有恩惠于对方。陈独秀举荐胡适到北大,胡适多次救济陈独秀。但这两个看似私交甚好的朋友,却因政见不同而屡屡掐架,并致最终决裂。 陈独秀欣赏胡适对文学改革的理念,高度肯定胡适是文学革命第一人。陈独秀发文称胡适为“文学革命之气运……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但二位显然不仅仅是点赞之交。据罗家伦回忆说,胡适最初比较谦和,后因为陈独秀的支持而气焰大盛,甚至大吹大擂。也许正是陈独秀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敌人。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多次组织安徽同乡去营救。出狱后的陈独秀远赴上海,却首先向胡适发起攻击,批评胡只谈文艺,不谈政治。胡适辩称自己不是文艺青年,并驳斥陈是一个独断专横的鲁莽之人。从此,胡陈二人渐行渐远。 1921年2月,胡适等人要求《新青年》杂志迁回北京,被陈独秀拒绝。陈独秀回信称,北京大学风气不好,杂志只能迁移到广东。对此,胡适只能苦笑。两年后,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编辑爱“挑事”,专门让胡适与陈独秀分别作序,而且还互致问候。陈独秀嘲讽胡适将知识思想抬得过高,甚至与经济比肩为兄弟。胡适批驳陈是经济决定一切,指责陈“近于强辩,未段竟是诬人”。 随后,两人更是势同水火。针对陈独秀对义和团先贬后褒的态度,胡适大为恼火,在《晨报》上怒斥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讼棍的行为”。1925年11月,因学潮运动《晨报》报馆被烧毁,陈独秀拍手称快。胡适忍无可忍,断然与陈独秀绝交。在绝交信中,胡适痛斥陈“不承认异己者的人不配争自由……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如果大家认为二人就此成为仇敌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35年10月,国民党抓获陈独秀,如果不是胡适的积极营救,陈独秀恐怕再也没有秀的机会了。 舍友反目,高一涵丑化胡适 在那个热衷办媒体的年代,1916年,高一涵回国后,也与李大钊一起主办《晨报》,后又为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撰稿。在这期间,高一涵与胡适一起居住在北京朝阳门竹竿巷4号。其间,经胡适推荐,高一涵进入北大任职图书馆编译员。后两人又一起迁入钟鼓寺胡同14号。二人犹如大学宿舍舍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喝拉撒睡大觉。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但此时的高一涵,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剩男”,单身生活很空虚,时常赌博、嫖妓。胡适没少规劝,甚至在高迎娶妓女时,胡还提醒自己老婆多加照顾。高一涵也常检讨,“今又遇着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在思想交流上,高一涵也常对胡适忏悔,反思自己。如:“我从前东涂西抹,今天做一篇无治主义,明天做一篇社会主义,到现在才知道全是捕风捉影之谈。”但1924年胡适公开批评陈独秀“讼棍”时,也顺带批评了高一涵的“学理学家诛心的苛刻论调”。没想到,就是一句批评,让高很不满,时常对朋友发胡适的牢骚。后来,高一涵便成了丑化胡适的急先锋。 1950年代,全国上下掀起揭批胡适的高潮。1959年,留在大陆的高一涵发表《在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的文章,文章中极力美化李大钊,丑化胡适。文中攻击胡适面对革命极其软弱,“胡适被革命潮流冲击,吓得发抖、丑态毕露”。同时赞美李大钊为“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领导,是“五四运动的亲身参与者,是一位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对高一涵的歪曲与丑化,远在美国的胡适,只是发表了一些史实。但无奈胡适没有高一涵活得长,后面的攻击胡适再也看不见了。 党同伐异,沈尹默抹黑胡适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北大教授还有沈尹默,也是与胡适掐架最激烈的一个。这位寡言少语的教授在北大十六年,没有做过一篇学术文章,却长期屹立不倒。沈尹默最大的绝招便是党同伐异,一是联合浙江同乡,如蔡元培;二是联合沈士远、沈兼士两兄弟。同是海归,留学日本的沈尹默自然看不惯留学英美的胡适、蒋梦麟等人。 沈尹默自认与胡适、蒋梦麟结下梁子是在出国留学这件事上。他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认为,蒋梦麟在“五四”运动后接替蔡元培担任北大代理校长,自己便想去法国留学一年。结果遭到胡适的反对,蒋梦麟则认为是拆自己的台,也坚决不放。这件事,让沈尹默一直耿耿于怀。其实,沈的小心思早被汤尔和看破。汤在日记中称:“今见梦兄负重命来此,陡生吃醋之意……人心龌龊,可胜概哉!”陡生吃醋,显然是对胡适、蒋梦麟羡慕嫉妒恨。 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尹默指责胡适因不满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游戏”,肆意干涉《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胡适不许半农再编《新青年》,由他一个人独编。”而事实是,刘半农是主动退出编辑部的,根本与胡适无关。 沈尹默继续指责胡适,在“五四”运动时,煽动学生签名,欲将北大拆分,并迁移到上海。同时,沈尹默不忘美化自己,称自己在北大危机时刻,果断阻止了胡适等人对北大的分裂行动。沈尹默的回忆文章中,对此段经历设置了多次对话,弄得有鼻子有眼。事实上,当时胡适正在上海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访问。 要说最没人品的,当属沈尹默称胡适是“神气十足、张牙舞爪,任何人都不放在眼中,为人治学又浅薄,以后是蔡元培把他捧出来的。” 其实,沈尹默的《我和北大》一文发表前,还有一篇《胡适这个人》,前者比后者更丰富。但第一篇发表后,就已经让胡适大动肝火。胡适指责沈是全篇扯淡,是非常下流的小人。而《我和北大》发表时,胡适已经不在人间。 愤青伤人,鲁迅恶骂刘半农 鲁迅不是北大教授,顶多算是一名兼职教授,而刘半农是正宗北大教授。与高一涵和胡适差不多,鲁迅与刘半农也是由好朋友到形同路人,甚至反目成仇。说他们是好朋友,一来因为二人的性格比较相近,都比较直率,耿直,敢放炮;二来彼此欣赏敬佩对方的思想与学识。鲁迅在悼念刘半农的文章中曾说:“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二人虽不是北大同事,但却是《语丝》周刊的同人。早期鲁迅是《新青年》的撰稿人,而刘半农既是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编辑。后来,两人因《语丝》走到一起。 作为一个中学肄业并在江湖上写艳情小说而闻名的作家,刘半农始终难脱俗气。虽有陈独秀的举荐、蔡元培的破格录用,但胡适等大牌教授依然对刘半农看不上眼。在这种环境下,刘半农格外敏感。虽说刘半农与鲁迅互相欣赏,但鲁迅也是一个愤青,说话更是大炮筒,甚至对朋友也毫不留情,这逐渐让两人产生了裂痕。 1926年5月,刘半农出版白话小说《何典》,请鲁迅作序。这本是邀请好友捧场的事情,但鲁迅却砸了场子。鲁迅没有赞扬,反而在文章中批评刘半农说:“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可能鲁迅觉得还是不过瘾,连夜又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甚至嘲讽刘半农的学术会导致北大关门。如此奚落朋友,刘半农不能不多想,芥蒂丛生。 鲁迅南下后,与刘半农的关系更为疏远。此时的《语丝》已经难以为继,鲁迅竟然指责刘半农干涉杂志发行。“半农不准《语丝》发行,实在可怕。”而此时的刘半农还傻乎乎地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呢。 导致鲁迅与刘半农彻底决裂的是一则谣言,说刘半农怕鲁迅抢了自己的饭碗,极力阻止鲁迅返回北平工作。鲁迅闻讯,骂刘半农骂得很狠:“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 北大乃精英荟萃之地,思想意识的激烈冲突是必然现象,以上几例也并非北大教授掐架的全部。抛开人身互相攻击不谈,北大教授的掐架也是文艺范儿最强的,水准最高的。

胡适作品: 胡适作品赏析。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1924年9月3日《向导》周刊推出一个“义和团问题专辑”,整份周报就四篇大文章,都是讨论或者说纪念义和团运动的。首篇即陈独秀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二篇是彭述之的《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第三篇是蔡和森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第四篇是张太雷《列宁与义和团》,最后附有署名“慰”的《辱国殃民之辛丑和约》——这专辑又在卷头用黑框框了四个字“九七特刊”——1924年9月7日,即是悼念“亡国辱种之辛丑条约的二十三周年纪念日”——显然这是陈独秀精心策划的重评义和团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舆论运动。陈独秀的文章是个“纲”。平心说就文章本身来看也是四篇中最优秀的一篇,从言文气势到议论铺排均体现了陈独秀风格,而且“道理”——辨析与澄清国人在义和团问题上的“错误观念”的一套党与无产阶级的理论也说得十分清楚透彻,酣畅淋漓。我们不妨做一些摘录,看看1924年那个特定的年代,陈独秀们为何要为义和团的“悲壮革命”浓墨大笔地做一次“纪念”。

在《咬文嚼字》杂志开辟专栏,专门为名作家著作挑错之后,这些作家纷纷表示感谢,诚恳承认错误,可见,接受别人的指正与批评,正视自己的错误,是消除谬论的好方法,显示了一个人大[微博]度谦和的君子之风。

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作品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陈独秀的文章直奔主题,无丝毫铺垫与枝蔓,头尾呼应,气脉衔结,揭示义和团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这是政治定性,对义和团的“两个错误观念”的澄清就是这个政治定性的说明文字。“第一个错误的观念”,陈独秀说:“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陈独秀更尖锐地指出:所有在华外人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他又说:“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他的第一个结论是:“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目光已扫荡到“现在”的媚外群丑和洋奴的“文明”。

胡适一生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赞扬和批评他的人都表现到了极致。他有一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从不以激烈的言辞攻击自己的反对者,而是正视别人的批评。这不是懦弱卑下的表现,恰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之风。他年老时身居台湾,大陆人民不认可他,他坦言:“我这一辈子做了百分之六十的事对国家有益,剩下百分之四十我是不怕骂的。”并说:“允许别人说话是形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人之老矣,仍保持一份平和谦卑的心态,正视别人的指责,他的谦和君子之风永远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20世纪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梁实秋并帮助他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胡适作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陈独秀指出:义和团的反抗,“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义和团事件,无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陈独秀认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民族思想主流与前进方向的,往往是少数,辛亥革命如此,五四运动也是如此。——但参与者则代表了全民族的方向,是全民族的灵魂与骨气,只有这少数的精英才是一个民族政治理想与文化理想的凝聚者与体现者。话反过来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在洋奴、买办、官僚、奸商为虎作伥,趁火打劫下,“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文章中陈独秀也承认“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义和团的上层贵族“夹有”思想上政治上争执的动机或其他更卑劣的动机,但义和团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性质是革命的,二十四年前的那一段历史是悲壮的——而且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序幕”。

而与此相对的,是其好友陈独秀。两人初为同道,后因政见不同而成为政治上的死敌,然而私人的友谊仍在。陈独秀主张激进革命,拒绝接受渐进改良派的任何批评建议,最终因自大而决策失误,致使无数共产党人被杀害,其本人也被开除党籍。然而在其穷困潦倒之时,发动北大全体教授营救他的却正是胡适。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彭述之等人的文章也是在义和团的评价上亮出自己的立场:彭述之说:“更可耻的,就是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所谓‘士大夫’之流,甘作帝国主义者的奴隶走狗,对伟大的民族运动,反帝国主义之义和团,不是羞为称道,就是妄诬之为‘拳匪’为‘恶徒’,替帝国主义作贱视自己民族之宣传”。蔡和森的文章也说:“然而义和团运动不仅被他的敌人外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普遍宣传为中国野蛮的排外举动,就是他的连带责任的同胞——甚至于革命党也公然这样的指斥他。”蔡和森的结论也是:“义和团运动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张太雷的文章也说:“中国人有许多像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口吻一样,说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仇视西欧文明因此是不对的。”又说:“可惜在我们中国的凤毛麟角的外交史上,只看见把惨杀少数教士描写得十二分惨酷,而对八国联军屠杀没有武装的人民就几句话轻轻放过,真是一件可耻之事。”——这一专辑是以一组口号结束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猛勇精进。”“同胞们!解放民族的使命正呼召你们咧!”

接受别人的指责,正视自己的错误,是成功路上必备的态度。“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正视群众的指责,及时修正错误,做出正确决策,迎来了开放口岸的汽笛声声、交易所的铃声阵阵……

季羡林不是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这里似乎很有必要提示一下,陈独秀在义和团问题上原来不是持这个见解与立场的。“五四”前的1918年底,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长文章《克林德碑》,通篇只有一个中心意思:义和团是中国传统的神权迷信的产物,“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据当年陈独秀的看法,造成义和拳的原因有五:一道教(“彼等开口便称奉了玉皇大帝敕命来灭洋人也”)。二佛教(佛教“种种神通的迷信,也是造成义和拳的重要分子,所以义和拳所请的神,也把达摩、济颠和《西游记》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进去了”)。三孔教(孔教“《春秋》大义无非是‘尊王攘夷’四个大字”)。四中国戏。五仇视新学、妄自尊大的守旧党(政府中人“主张纵匪仇洋者,实居十之八九”,“这班人不知西洋文明为何物,守着历代相传保存国粹、妄自尊大的旧思想,以为我们中华大国先圣先贤的纲常礼教,灿然大备,那外洋各国的夷人算得了什么”)。——“五种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此文:一,通篇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字眼与思想,义和团大乱的根源在中国传统的“东方文化顽旧迷信”。二,义和团的迷信邪说充斥着当时的全国各地,可谓“遍满国中、方兴未艾”。三,彻底消灭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必须叫义和拳不再发生”。最后陈独秀篇末点题:

在当今中国,青年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他们敢于对混乱的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我想说,青年人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好声音,首先要练就一副好嗓子,选择那些有可能对现实造成危害并要继续危害下去的事,以慷慨激昂之音为促进社会的调整和改变发声。而我们的国家,只有正视来自各方的指责,才会让这个几千年来以智慧、谦和而著称的国家,不失应有的谦谦君子之风。

胡适作品。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正视批评,让我们一起做出努力,成就谦谦君子之风,消除谬 误和浮躁之气。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作品。连胡适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

这时的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观念”倒正像蔡和森说的“革命党也公然这样的指斥他”,也正是六年后他义正词严提出来必须要改变的“错误的观念”。而且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不厌其烦长长地抄录了罗惇融的《庚子国变记》和《拳变馀闻》中“顶有趣味的几处”,“给我健忘的国民一读”,期望引起国民对义和团的强烈憎恶和普遍警惕。

【名师点评】这是一篇意蕴深厚、条理清晰、比较规范的考场议论文。文章直接截取材料,由此引出自己的观点:接受别人的指正与批评,正视自己的错误,是消除谬论的好方法,显示了一个人大度谦和的君子之风。这样入题迅速,点题明确,又能避免偏题,使文章干净利落。结构严谨、清晰,由材料起,引出话题和中心,再到选取胡适、陈独秀一正一反的例证,相互对照,同时例证之间又相互关联,形成正反对比论证,深化了主题。最后一部风,表达对国家之关怀,结尾处从青年人的角度发出号召,有气度,有担当,情深意切。首尾相扣,一气呵成。对人物素材的娴熟运用,对文化名人的中肯评价,将话题演绎得机警而成功,使文章立意深刻,思想卓然不群,意蕴丰富,具有不可抗拒的思想力量。

胡适作品。胡适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蒋中正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应该说陈独秀1924年写《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时不会真的忘记了1918年自己写的《克林德碑》,只是“观念”改变了,“思想”前进了,对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的评价也截然相反了。当年批判的矛头是指向中国东方文化的顽旧迷信的传统与国人的麻木不仁可怜可悲;如今他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买办洋奴,而且给了义和团运动极高的民族革命斗争史“前驱”与“序幕”的荣誉评价,只字不提东方文化顽固迷信的传统。——认识判断上这样截然相反的变化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原本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陈独秀把自己修正后的观点见解说得如此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如此斩钉截铁、不容商量,丝毫没有一丁点儿对自己六年前公开表态的观念作出纠正反思与自我批评。似乎一切堂堂正正,顺理成章,似乎六年前不曾有过这么一篇影响不小的题名《克林德碑》、署名“陈独秀”,且发表在赫赫有名的《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这样的笔墨变幻倒确有点儿令人感到惊愕与好奇。难怪胡适在谈到陈独秀观念上这一变化时会笔带讥讽地说:“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亦大出力颂扬拳匪。……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在陈独秀发觉有必要澄清对义和团错误的观念的同时,胡适也发觉“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

胡适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文革”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五四时代,陈独秀与胡适一样是以思想新旧来看问题,来判断政治文化革新还是守旧,而到1924年陈独秀已经改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论调来处理思想、文化上的新旧问题,并且转向得痛快淋漓,颇显示出愤激有余而自省不足,不惜撕断自己的过去,凭一时灵感一时兴奋一时觉悟就写文章,使观察者如坠云雾。——又如1923年陈独秀公开表态反对翻译介绍泰戈尔,他恰恰忘记了八年前也正是他在《新青年》上首先翻译介绍泰戈尔的——立场转变后,言论的转变迅速离奇而且理直气壮,但他从不提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以前的我”,词面上则一概回避“以前的我”。——这似乎已不是理性成熟不成熟的问题,确有“翻”手“覆”手的问题了。为了论证今天的正确,话不惜说满口,今天用马克思主义否定了“五四”的民主主义——明天,他的晚年又理直气壮地否定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甚至方法,所谓“根本思想”,所谓“最后见解”。今天二十年代初誓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明天四十年代初却已大声呼喊每一个“考米尼斯特,回头吧”!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这里我们不必为义和团运动是非曲直作过多的评价与讨论,从文化或从政治不同角度来看,其历史结论仍有许多争议,意识形态的立场与诠释、文化传统的思考与理解本身就展示不同的视野,在一个“革命”和动乱传统过于沉重的国度里,在一个混沌思想占大多数的东方乐土,有关神权迷信和异端邪说的话题和荒诞且严肃的斗争杀戮,似乎时时都会变幻出新的形态花色,喧闹起新的是非功罪。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陈独秀在义和团问题的幡悟改昨本身的含义。我们一般都将之看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的正义愤慨必然形成的过激主义,同时我们也认真探讨过共产主义革命者对陈胜、吴广到黄巾、黄巢,到《水浒》、《英烈》,到洪秀全、杨秀清、白莲教、捻子军,当然也包括义和拳、红灯罩等的特定的认同心理。——在革命获得历史性成功,建立自己新的政权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便会被认作是一连串光荣的传统,以他们辉煌的业绩和不朽的功勋照耀一个激情沸腾的时代。陈独秀们在舆论上为义和团平反,正是基于这样的“移情”思维。

还有一点便是潜伏在陈独秀内心深处的对“野蛮”与“恐怖”的不以为然,——这与他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党员身份也有关系——见多了,就觉得理所当然。他说:“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1918年底写《克林德碑》时,他对他的“亲身经验”有深切体会,遂把慈禧、载漪到徐桐、崇绮,刚毅、董福祥再到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大师兄、海乾在庚子动乱时的故事又复叙了一遍,只想惊醒国民的“健忘”,只想引导国民走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的”道路——谁知六年后倒是他第一个“健忘”了“义和拳”的教训;六年前他盼望“义和拳不再发生”,到了《向导》推出“九七特刊”时,则惊叹“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那“克林德碑”的耻辱也全归罪于帝国主义了。而“所有在华外人”也就“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了”!真正的为陈独秀不齿的便是“文明的绅士与学者”了,他们的选择就是“安分屈服”,“向列强跪着”,甚至为“在华外人”当奴才,当买办,当白领、当走狗、鹰犬。

蔡和森的文章《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便着眼于义和团对当前国民革命的启发作用与先进经验或者称精神遗产。蔡和森说:“义和团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排外精神。”又说:“假设当时义和团具有一个这样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义和团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于是“排外精神”成了实际上陈独秀们那一个时段里极愿意接受与传播的精神遗产。“反帝排外”与“学习西方”从来就是一对矛盾的选择,一百多年来很少有两者协调并立的时候,两者的排斥抵牾,矛盾斗争是绝对的。——陈独秀在五四时代,在写《克林德碑》时倾心的是学习西方,故不避“异端邪教”的指责而努力新学,倡言新潮。但到1924年国民革命的高潮时,又转向排外反帝,改辙更张要求澄清对义和团的错误观念、错误认识,并且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号召国民接过他们的“遗产”,发扬他们的“精神”,汇入到当前的反帝反军阀的现实的国民革命中。

这里陈独秀根本没法解决的仍是两个问题:一,继承义和团排外精神,与他当时仍在另一战场打的对抗东方文化传统的斗争,如何统一?如何应对制造义和团的五个原因?二,义和团扶清灭洋、尊王攘夷的宗旨又如何与他正在进行的阶级革命、共产革命的政纲统一?打倒帝国主义还要找一个“大清”、找一个慈禧来“扶”么?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是为了国中还需要尊一个“王”?——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如何与刷新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相协调?打倒帝国主义必定要杜绝西方文明么?完成国民革命仅仅依赖东方经验么?陈独秀此刻的“善变”确实是认知结构痛苦的选择,还是一时间理性判断达不到政治觉悟的高度?——抑还是“善变”,就是昨非今是,随机应变根据不同形势作出不同决策?发出不同的声音。——一个人注定就不需要完整的历史?革命真的不需要完整的信仰?

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在给他的朋友们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疼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这是陈独秀说话、写文章风格的自供状,相当生动,也相当深刻。“力求偏颇”,力求偏执,要么说“极正确的话”,要么说“极错误的话”,用今天“极正确的话”否定、更改昨天“极错误的话”也就顺理成章,但绝不作自我修正、自我批评的声明。脸不红,心不跳,义正词严,声如洪钟。——这种典型的陈独秀言文风格也应是他的舆论运动在技术上从一极端跳到另一极端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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