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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纲,东汉前中国史纲

2019-11-01 00:21 来源:未知

图片 1许多人是读了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后,才知道英年早逝的史学奇才张荫麟(1905-1942)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荫麟可说与钱钟书齐名。他那本薄薄的《中国史纲》,虽只写到东汉,却绚烂至极,远不同于后来那种简单化的帝王将相史。我们从张荫麟去世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摘取一些片断,主要侧重不在学术,而在他的性格人品。从这些文字(尤其是吴晗那一篇)中,可看出这是一个多么让人钦慕和喜爱的、饶有生趣的学人。读这样的文字,有时真会有一种“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学者资格与作家尊严荫麟的生活最堪回忆的是他的学生时代。他于民国1923年的秋季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梁任公(启超)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在听众中问张荫麟是哪一位。荫麟当即起立致敬。这时我才初次认识他。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他那时已在《学衡》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梁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那时他还是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我与荫麟时相过从,我们共同的兴趣是听梁任公的演讲。记得有一次梁任公讲文史学家之修养一题,还是荫麟和我共同作笔记,联名发表的。但他决不愿意拜访人。直到民国1926年的夏初,我才第一次陪着他去拜谒梁任公。梁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但此后两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所以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他对他所最向往追踪的人,形迹尚如此疏简,则他之不理会一般人的态度,可以想见了。1925年,吴宓(雨僧)先生初到清华,任研究院主任,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在吴先生鼓励下,荫麟译了不少的西洋诗。他自己曾说过,他的文学兴趣是雨僧先生启发的。我尝举出诗教、礼教、理学为中国学人应有的学养,他也常以他具有诗教的陶养,引为自慰。他的文章字斟句酌,条理谨严,无浮词废话,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匠心。他常说作文章要具有“作家的尊严”。他认为许多人随便说话,东拉西扯,写出来的文章连作家的尊严都没有。“作家的尊严”一语,确是他作文甘苦有得之言,颇值得玩味。我想至少包括有个性,有独到处,有风格,够学术水准等意思在内。他平时总不多说话,对生人更不愿说话。但说起话来总是诚恳朴直,知无不言,出言必有斤两。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1925年秋季,我任《清华周刊》总编辑,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我虽任总编辑,但我写的文章,要先经他看过才发表。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短文,经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我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了。又记得我有一次为清华学生会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并说我的古文太缺乏根底,于是只有偏劳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这些地方虽小,颇足表示他对文字的认真,对朋友的直爽,也足以表示他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中国一般旧式学者所少有,而是他所最特有的。(贺麟)聪颖、渊博而乐于助人1932年,荫麟因修数理逻辑课的关系,到我留学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借读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荫麟读书十分专心,而且善于独立思考。在那个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荫麟并不因此而赶学术时髦。在论文中,他赞成的是莫尔的观点,批评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这种在学术上敢于探索,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荫麟虽然是在美国念书,但他对美国文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文学很轻浮,尤其是对那些低格调的电影和色情小说,有着抵触的情绪。有几次适逢假日,几个同学一同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我们买了电影票之后都进去了,但他却执意不相随,宁愿在影院外面等候。然后,和我们一同返校。与此相反,荫麟酷爱看思想深邃、哲理性强、人物内心世界刻画细腻的文学作品。荫麟很喜爱歌德的诗,他花了一番功夫将英文译成中文白话诗,文字译得十分流畅。在生活上,荫麟十分朴素。他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每一个月可领到清华大学从庚子赔款中拨给的80美元生活费。但他为了省下钱来,供养在国内的弟弟念书,一日三餐的饭菜都自己动手做。由于经常下厨,对烹饪也颇有心得,他发明了一种用美式烤炉烹制中式“叉烧”的方法,做出来的“叉烧”美味可口,大家都很喜欢吃,为我们的食谱增色不少。荫麟聪颖和学识渊博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但他从不因此而看不起别人,当朋友需要他帮助的时候,总是有求必应。在美期间和返国之后,我的一部分诗词译作,如《杜甫诗选译》都曾交与荫麟,他都一一为我作了认真的校对。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荫麟读完博士学位,于1933年取道欧洲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35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主编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纲》就是他编著的教材。1939年我到昆明西南联大西语系任教。当他知道我在昆明境况不佳,立即伸出援手,来信邀请我到浙江大学(他在浙江大学历史系当系主任)。这样我又和他共事了一段时间。荫麟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很受校长竺可桢和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的器重。除了上课、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之外,他还负责主编浙江大学办的半月刊《思想与时代》。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日常事务像组稿、编辑几乎是一手包下。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好,他约了好些知名学者撰稿。自己也亲自动笔,写不少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尖锐的辞锋,针砭时弊,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思想与时代》是一份有一定影响力的杂志,这和荫麟所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谢文通)一位称得上“痴”的挚友荫麟是广东东莞人,由于早年求学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能说一口普通话,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来是广东人。他后来脸色老是苍白,到死后,我们才明白那是患肾脏炎者所特有的一种病态。荫麟自号素痴,投稿多用为笔名。这个号是相当恰当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那种专心一志,心不外骛的神情,是合于“痴”这个字的意思的。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在清华学堂当一年级生时,就被同乡学者梁任公所赏识,以为将来必有成就。他在报纸和国内第一流专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荫麟早年在清华就学时代,对中西文学、历史、哲学都曾下过功夫,经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代思潮》、《学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发表著作,文笔流利生动,名震一时。从美国回来后,治学重心一变,专门研究历史。他常说只有国史才是一生志业所在;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他创编高中本国史不引原文,尽量减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生动的历史,目的在使此书可读,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荫麟不是一个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讲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欢收书。限于财力,收藏的书其实不够多。到在清华服务的时候,才能有一点点剩余的钱收买旧书。所收的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概有好几百种。又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国史。1937年春天,我们一同跟着清华历史系西北旅行团,到长安、开封、洛阳游历,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的,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收书之外,清谈也是他的癖好。凑巧我们两人在图书馆的研究室只隔一层墙,他懒散惯了,书桌永远乱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里,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事,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谈必谈到兴尽,甚至忘了吃饭。有时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浆糊,贴来贴去不厌烦,搞完就拿去给《大公报》史地周刊,凭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全不管。有时被改窜得生气,吵开了,还是不管。我常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说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也许是哲学书念得太多吧,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意会,就像和尚入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生性又孤僻,极怕人世应酬,旧同学老朋友碰头也会不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说出来,有时还写出来,得罪人不管,挨骂还是不管。读书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几次我去看他,在沙发上把他摇醒,原来上一夜全没睡,不知读到什么时候,一迷糊就睡在沙发上了。朋友闹他给起一外号,叫张文昏公,他无法赖,也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把人家书桌上窗纸上全写满了。他还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当然,我也照样还他一嘴。到今天想来,真不禁热泪盈眶,谁又能料到十几年前的恶谑竟然会成为语谶,这四年来我几次为他写哀悼追忆文字呢?(吴晗)“秋水”渺渺作余韵荫麟师第二次到浙大任教,是在1940年秋天,笔者刚进入大三。往事历历,好像仍在眼前。他平时不喜多言,但与熟朋友或学生相处,就无话不谈,有时候约集同学数人,到饮食店里小吃,或到效外野餐,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谈话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由学术讨论到国家大事,间或也说几个令人发噱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会发出爽朗的笑声。荫麟师在病危的时候,犹朗诵庄子“秋水”篇。此时我已毕业离校,据同学来信告知,他朗诵时,声音悲凉,诵后似感舒畅,默然无语,这是智者最后唱出的生命之歌。“秋水”的主旨,是说“河伯”自大的意识,为世人的通病。稍有所得,即“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流进大海,东面而视,一望无际,才觉得自己的狭隘褊小。张先生病中的心境,可能已泯视生死、夭寿、得失,没有欲望的束缚,没有喜怒的萦怀,把天地与自己合而为一,所谓“至人无己”。(张效乾)摘自《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

民国学界群星灿烂,名家辈出,其中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叫张荫麟。他学养深厚,着作一鸣惊人,乃至陈寅恪认为其人其学可以当得起全部“庚子赔款之成绩”。遗憾的是,因其早亡,或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如今已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更少知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史学成就和文化高度。正如一颗学界彗星,倏忽而现,倏忽而寂。 没有学问的人,随处都是要被人轻视的 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张荫麟(1905.11.2 - 1942.10.24),广东东莞人,笔名素痴。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人家,早年受到了严格的旧学训练。举凡四书、五经、三传、史汉、通鉴、诸子书、古文辞,他都能熟读成颂。十八岁那年,张荫麟毕业于省立第二中学,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当时的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 张荫麟读清华中等科时,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贺麟与他同校,读高等科。在贺麟记忆中,张荫麟一天到晚埋头于书的世界,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 张荫麟与贺麟虽属于不同年级,但有共同的学术兴趣。他们曾一同趋听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讲演。 一天晚上,梁启超演讲时,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问台下有没有张荫麟,是哪一位。他手中拿着的信是张荫麟所写。张荫麟在信中质问梁启超上次演讲中的某个问题。梁启超要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 张荫麟当即起立,向梁启超致敬。 也许梁启超是要借这次答复认识一下张荫麟。他此前曾读过张荫麟发表在《学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批评了梁启超对老子的考证结论。梁启超从张荫麟文章中看到一位后起之秀,惊叹“此天才也”,要勉励张荫麟全心治学,才有了这次课堂上的师生对话。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的六年里,有幸遇到多位学术大师。梁启超之外,他在中国文学领域受教于王国维,在西方文学领域受教于吴宓。张荫麟潜心向学,卓然成识,文史淹博,文气清迈。依贺麟的说法,张荫麟的文章“没有章太炎的晦涩,没有梁任公的堆砌,没有章士钊的生硬,而另具有独特的风格”。 高出张荫麟三个年级的贺麟要结识这样优秀的读书种子做朋友,特地找到张荫麟同寝室的一个同学,介绍他们相识,由此结下“二麟”之间的终身友谊。梁启超当年《文史学家之修养》一文,就是“二麟”共同作笔记后联名发表的。 1926 年夏,贺麟赴美留学,“二麟”惜别。张荫麟的临别赠言是——“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发表”。他痛切地对贺麟说:“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轻视的。” 贺麟在后来的怀念文章中回忆道:“他这话诉诸人的自尊心,鞭策着我,使我几年在外国,不敢不在学问上多努力。”“我后来之得免于堕落,在学问上能摸着一点门径,我不能不感谢他所给我的真挚的友情和剀直的劝勉。”“我要替他广播到全国青年都知道:没有学问的人,无论你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随处都是要被人轻视的。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1929 年,张荫麟考取公费赴美留学资格,到斯坦福大学深造。他写信给好友张其昀说起自己的目标打算——“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为治国史而先读哲学,以广视野、得方法,再读社会学,以明人情,这种准备工夫实不多见。寒窗四年,他先后获得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大器之象,隐约可期。 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 1933 年,张荫麟于学成返国。他给陈寅恪写了一封信,告已回国,希望继续史学研究。 陈寅恪接到张荫麟书信的第二天,就致函傅斯年推荐张荫麟: “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 为谋得一个治史职位,张荫麟也给他的老师吴宓先生写了信。 后来, 张荫麟确定回母校清华任教。1934 年春,他在历史、哲学两系当专任讲师,同时在北大兼授“历史哲学”课程。 此后应是张荫麟心情较舒畅的一段日子。贺麟回忆文章中说,那时张荫麟最喜欢与学生接近,“常招待学生在茶馆喝茶或点心铺喝豆浆。无聊时,且常喜与助教谈笑,一点也不知道摆教授的架子。” 冯友兰听过张荫麟讲的笑话,说柏拉图派人上街买面包,那人空手回来,说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就让他买长面包。那人又空手回来,说只有白的长面包、黄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就让他买白的长面包。那人还是空手回来,说只有热的长白面包、冷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如此,面包总是买不来,柏拉图饥饿而死。 受聘清华当年,张荫麟加入了吴晗、梁方仲、汤象龙等发起的史学研究会,又与容庚、容肇祖、商承祚、徐中舒等发起成立金石学会,与容庚、顾颉刚、洪业、容肇祖等创办《大公报·史地周刊》,称“我们的野心是以兴味的甘饵引起一般人对于史地,尤其是本国史地的注意”。是年,张荫麟与钱钟书相识,与张岱年订交,与钱穆引为同道。 1935 年初,经傅斯年推荐,张荫麟受聘于教育部,负责编撰高中、初中、高小的历史教科书,由是开启了其学术生涯中最耀眼的一个时期。其精心治史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史纲》即因此而动笔。 张荫麟写国史,初衷可作层层观。 最表层是要改造当时的教材。小学里的国史,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讲过一遍。初中又有一套教材,把这段历史再讲一遍。高中阶段,还是这一套,再三。及至大学,再四。张荫麟说:这就像是四枚镜子,虽有大小之分,显出的内容一模一样。学生被迫重温再温三复斯卷,且是一套可厌倦的、杂凑的、机械的史实。人名地名数量之多,使人懒于翻阅,疲于记忆,实在是浪费精力,荒废青春。这弊端须作根本改变。 进一层,“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章太炎首倡设计新通史,并发表《中国通史例略》。梁启超随即响应,提出通史新体例的设想,且作尝试。自章梁开风气,到三四十年代,中国通史教材的编着蔚然成风。张荫麟动笔《中国史纲》时,已有不下三四十种,却如顾颉刚所云。“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然不少,……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张氏欲自辟蹊径,别开生面。 再进一层,张氏治史多年,纵其天分,用其苦功,“博观”与“方法”已高度自觉。他要融会前人成果,结合自己玩索所得,以讲故事的方式写史,且不参入考证,不引用前人成文,尽量少用原始文件。同时,“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在叙事过程中,张氏拟兼顾并详实于三个方面,一为社会的变迁,二为思想的贡献,三为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张氏的史观与方法,当由其所撰国史集中体现。 更深一层,是其作为史家的使命感。《中国史纲·自序》有言:“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张荫麟这段话,放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来说,放在全国上下聚谈“中国梦”的时代,何其振奋人心!问题是,如今的史家可有这般深切的感受、热切的追求、急切的投身及与之相应的史观、史笔、史才、史德以续薪火? 他在青灯黄卷中钩陈抉微,却并非书斋型学者,不纯粹为学术而学术 为学生写出好读的国史,是张荫麟释放其史学、史才、史识、史德能量的火山口。他向清华告假,放弃教职,专心其事。 他先把数千年的史事分出数十专题,列出目录,广求意见,反复斟酌,确定格局。后邀请吴晗、千家驹、王芸生等分别撰述相应专题。待文稿齐备,即编为长编,融会贯通,“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 张荫麟所说的“通俗明白”、“人人能读”,可从下面一段文字领略一二: “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飘缈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涕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旍的司命。适宜楚国的神祗不是牛羊犬豕的腥膻,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辞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这段文字见《中国史纲》第三章第一节,题目是“楚的兴起”。 至情至性的张荫麟,史学研究造诣精深,却并不是个书斋型的学者,他也热切关注着社会现实。他在青灯黄卷中钩陈抉微,并不纯粹为学术而学术,对于动荡社会中民生的改善,国力的增强,他希望能出一份力气,甚至有过投身爱国运动的念头和行动。 吴宓1925 年8 月6 日日记说:“ 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 1933 年夏,王芸生接手《国闻周报》,在存稿中读到张荫麟所写《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一文,即特别选出,“编列为第一篇文章”,并写信告诉张荫麟。张荫麟感到遇上了知音,回信时引“文字因缘骨肉深”的古诗句与王芸生订交。 王芸生没有辜负张荫麟的情谊。他曾表示:“许多师友向我问询国内学者时,我的推荐均不遗漏张荫麟其人。”他把张荫麟看作中国学者中的一个卓越代表人物。张荫麟亦看重王芸生,他编撰《中国史纲》时,曾将其所拟目录寄给王芸生,请他加盟起草“甲午战后至二十一条交涉”一章,得到王芸生的慨允。 1936 年初,时局紧张。张荫麟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的签名活动。当年10 月,“情势更急,冀东叛变,津门倡乱,察北失陷,绥东告警,丰台撤兵,祸患连骈而至,未闻我政府抗议一辞,增援一兵,大惧全国领土,无在不可断送于日人一声恐吓之中”。为此,燕京大学教职员会倡议发表《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开会三次,张荫麟被推为起草人,由徐炳昶、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等修改,钱玄同、洪业、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朱光潜等一百零四位知名教授签名后,于10 月13 日发出。 1941 年间,张荫麟写信给王芸生,言及时弊,张荫麟笔端越发痛切:“御倭军兴,国家锐意修内治,而积习未蠲,新弊踵起,学士大夫相顾而莫敢言,或陈古以饰今,或举细以遗大,泛焉无当于治道。君独论曰,修明政治,不外任贤使能、赏功罚罪八字。…… 又曰:今日之患,莫大于瘫痪。上之意无以贯于下,法令愈下行而愈离其本,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凡所兴作,有形而无神,多耗而少功。居蠹积弊,上之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甚严而不能绝。此之谓瘫痪。又曰:为政者必其身极修治之功,至诚而明,始能导民轨物,而免于非理之约束。” 张荫麟直言“政治瘫痪”的《论修明政治的途径》一文投书《大公报》,在其病故三日后始见报。 弥留之际,他口颂《庄子·秋水篇》,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手作别,徐徐气绝 1940 年7 月,张荫麟到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任教,住在遵义老城石家堡三号第三层阁楼。据说其“窗前竹树森蔚,湘川在望,据全城登眺之胜”。 胜境在目,国史在心,教鞭在手,张荫麟开设了“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历史研究法”等三门课程,又与张其昀一起建立“思想与时代社”,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以学社为基地,负荷国史编纂工作,刊行“国史长编丛书”。 其时,张荫麟已患慢性肾炎。本需休养,他却要艰苦劳作。本须治疗,偏偏缺医少药。加之时局混乱,离异心殇,“国恨家愁和生活艰难到不能一饱的重重忧患中”,张荫麟实在难以振拔。 1942 年10 月24 日凌晨三时,张荫麟在贵州遵义逝世,享年三十七岁。 据说,张荫麟弥留之际,口颂《庄子·秋水篇》,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手作别,徐徐气绝。 治丧者将其墓选在遵义老城南门外碧云山上天主堂坟地。“出殡那一天,风很大,荒山孤坟,倍增凄凉气氛。” 当时的学术界、文化界为这颗学术巨星陨落出现一片悲悼之情。 钱钟书《伤张荫麟》诗中说:“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 陈寅恪写有《挽张荫麟二首》,曰“流辈论才未或先,着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朱自清《挽张素痴》一诗慨叹:“妙岁露头角,真堪张一军。书城成寝馈,笔阵挟夙云。勤拾考工绪,精研复性文。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 更多学者在张荫麟去世之后重读其着述,对其人品、性情、学养、成就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验—— 熊十力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煞是无情。大江东流不止,潮起潮落,风行的未必就能传承,精萃遭遇冷落亦时或有之。所幸时光似水,反复冲刷筛洗,是沙砾是金子总会逐渐分明。真正的金子,即使因缘种种不幸遭际,被尘土无辜掩埋了,或迟或早都能再见天日。这是事理所使然,强制不得的。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蒋廷黼等等不都是如此?!这里,将要向大家推荐的,张荫麟教授(1905-1942)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东汉前中国史纲》,也属于数十年后重新发光的一个事例。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西汶艺术网《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的第一部。1935年,张荫麟已从美国留学归来二年有余,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教授。受部聘后,他当即放下手里的其它科研课题,"遍咨通人",潜心策划《史纲》体例和细目。还特别向清华请了长假,专致笔耕其所负责的先秦至唐以前部分。其余部分原计划邀请吴晗、千家驹、王芸生等分任。未及二年,"卢沟桥事变"突发,国难当头,荫麟被迫离京辗转南下浙大、西南联大,其事遂不如愿。经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将此前已完稿的八章,加写《自序》,遂由他改教的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最先以石印本形式在贵州遵义面世。原初题名《中国史纲》第一辑(此据张其昀《张荫麟先生的史学》,笔者尚未见原本),时为1941年春夏之间。初次印行匆促,著者名还曾误植为杨荫麟,荫麟也不在意。又据《自序二》、《自序三》,知次年再版,始增入九至十一章(前据吴晗《记张荫麟》,后一点吴文回忆则有误)。此后,先生兴奋中心转移,改攻两宋史,仅撰写三章,就因病撒手西归,终年37岁。如天假以年,从其已发表的宋史成果预测,《中国史纲》的宋史卷必将更为光彩夺目―――想到至今尚没有一部能与张氏风格相匹敌的两宋史,对他的英年早逝怎不叫人伤感倍至?!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也因为读来悠然轻松,据我个人的观察,读者很容易轻忽了对著者构思和寓意的细心体察;一不经意,书中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警见地,屡屡就从眼皮下滑过。为此,我想先从著者的人格、学术风貌说起,或许对读者进一步体会本书不无帮助。离荫麟去世才四、五年,谢幼伟博士著文怀念故友,就不无忧虑地说:"这一位天才学者,俗人不必说,即学术界中也许已忘记了他。他的著作以报章杂志发表的短文为多。这些短文到现在还没有集合出版,整部的著作有《中国史纲上卷》,而这也只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的石印本。所以在某一时期内,他虽曾惊动我国的学术界,到目前他却很可能为学术界所遗忘。但他是最不应遗忘的一人。"此后,情况虽然还没有到谢氏杞忧的那么糟,文集、《史纲》海峡两岸还都出版或重印过,但流传不广。世俗总多势利和健忘,也是无可如何的。张荫麟的名字,对今日大多数学人恐怕都会感到陌生。然而,恰如谢氏所说,回溯到三、四十年代,荫麟名声不小,曾被学界誉为奇才,受到了前辈和同龄学者的普遍敬重。1929年夏与荫麟同船赴美留学的谢幼伟博士,更是热情赞美荫麟为天才,在长篇的纪念文章里说道:"张君是天才,这是无疑问的。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寄到《学衡》杂志,《学衡》的编者认为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作品。这一点即可证明张君的聪颖是远在一班学人之上的。所以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先生遇到了这一位年轻学生,也不能不特别注意,不特别赏识。"(《张荫麟先生言行录》)荫麟来自广东东莞,自幼丧母,家境贫寒。1923年秋季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直至1929年大学毕业,经历了清华学校改制的全过程。入学伊始,即如上述所记,不足18岁的荫麟,已经著文向老师梁启超挑战"老子出生"说,且考辨精细,征引经典凿凿有据,名惊京华。在继后的两年里,他在《清华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一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不下十余篇,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史、科技史等多项领域,还参与了当时正轰动学界的"古史辨"论战。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20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其中《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不仅大大扩充和修正了乃师关于这个论题的史料,而且对西学输入的影响以及清代并未因此而改变"科学不盛"的原因发表了精警见解;《张衡别传》和《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两文,则更应该看作首开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风气的力作,具里程碑意义(刘仙洲先生即如是说)。计不完全的统计,去美留学前的六、七年时间内,已积有学术成果40项。怪不得谢幼伟博士终发为"天才"的赞叹。西汶艺术网[ 2 3 4 5 6 7 8 9 <

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写作的两座高峰。钱张二人同事清华,志趣相投,过从甚密,因此两部通史有交互影响之处。王家范教授在导读上海古籍版《中国史纲》时说:“荫麟写《史纲》,上述两书均不及见到。与钱穆先生有所互商,详情亦不可而得。”因他没有更多的资料支撑。 钱穆与张荫麟相识于1934年春夏间。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荫麟自美留学归较晚,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 1935年,张荫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其成果即后来的《中国史纲》。张荫麟受命之初,曾拟就《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草目》,即《中国史纲》最初纲要,分发有关专家审阅。钱穆阅草目后,作一长函致荫麟,对此草目及将来的《中国史纲》提出自己的看法。 钱穆致张荫麟函存容庚处,置于钱氏致容庚其余手札之后,现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容庚为此函冠以标题:“《关于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之讨论》钱宾四教授来书。”并于函首标明“不低格”,第二段起首标明“低二格,以下每段起首同”。容庚当时与张荫麟、顾颉刚、洪业等人主持《大公报·史地周刊》,估计欲将此函载于周刊,原函应为排印底稿。 张荫麟于草目提出“纲领简单,叙述丰腴”的原则,钱穆表示极端赞成,随后他说: 弟意即就高中而论,要政治、学术、社会各方面一一顾到,仍属难能,最好全书叙述,仍以政治方面为主脑,而以学术、社会种种情形,就其相互为影响者为串插,使读者于历代盛衰治乱之大纲,先得一明晰之基本知识,将来能引申。否则头绪一多,茫无畔岸,以后研求历史,仍须从头讲起。今大学新生对本国史基础知识之缺乏,及大学校通史之难讲,而一切稍涉专门之历史学程,又难有切实之成绩者,皆坐此弊。昔人谓“卑之毋甚高论”,其意良可味。窃愿足下此书能一矫时下高论不实之弊也。 张荫麟所拟草目中的数十章即数十个专题,钱穆对其条贯系统及详略取舍等提出自己意见,他最后说:“弟意中国史绵历固长,而所包活动疆域尤广,各地开发之历程极须注意,而唐中叶后,长江流域在中国政治上之经济地位,及北方之日就芜落、南方人文之日盛,以及漕运及江南赋税特高等等,皆可注目,此等如何插入,亦殊要紧也。” 按照张荫麟的计划,这个庞大的通史计划由数人分工撰写,其第一部分即上古部分,止于汉朝末年,由他本人执笔,其他则由吴晗、千家驹、王芸生等人分别撰写。因此张荫麟的这部《中国史纲》又称《中国上古史纲》。 张荫麟去世后,钱穆于1942年底作《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十八期,文章结尾写道:“故友张君荫麟,始相识在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尝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 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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